借書‧求文‧索字畫

香港近墨堂所藏尺牘見明代吳門的人情往來

高明一
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
 

**本文為《典藏 ‧ 古美術》2017年9月號（第300期）中就「遺我雙鯉魚──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劄精品展」的專題邀請稿。

 

 

唐代以前，尺牘不入文集。尺牘在北宋，蘇軾、黃庭堅才以此成為名家。歐陽修陳述尺牘內容為「吊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因書如其人，故能想像前人高致。明代以後的尺牘傳世甚多，「叙情最真而致用甚博」，因談及私密事，反呈現重要訊息，內容雖然多樣，但總不離人情世故、禮尚往來。近墨堂為香港收藏家林霄所設立的基金會，旨在推動書法相關的研究與活動。收藏上，以明清書蹟、尺牘為主，含及近代，延伸至繪畫與古代寫經。明代尺牘以吳門、松江、浙江為主體，及於其他名人。今選尺牘六件，來看從成化到嘉靖這近八十年間，明代吳門書家的人情往來。

 

李應楨〈致沈周信札〉：南京杭州 借書索字 

成化二十年(1484)，沈周第二次杭州之旅，宿飛來峰，抵虎跑寺，遍遊諸名山，回蘇州後，繪〈湖山佳趣圖〉，此畫現藏浙江省博物館。李應楨(1431-1493)從南京寫信致沈周，望留意杭州書畫，希能調出前日商借之書。沈周曾相求其手卷，李應楨回覆稍後再看。浙江書畫在成化時期的聲望遠高吳中，服務於宮廷的山水畫家有王諤、鍾禮，花鳥畫則是呂紀。當時濃郁的文化氛圍，藏書與書畫古器收藏成為風尚，知名的藏書家，江蘇佔四成，沈周是其一。附記中李應楨提到「汝弼有一草字軸寄杭州，併望發來。」(圖1)「汝弼」是張弼(1425-1487)字，成化間草書名震天下，海外之國亦慕名來求書，直至嘉靖初期，書名仍顯且評價正向。

李、張二人相識於北京，剛直率性、宦途沉浮，故惺惺相憐。成化元年，李應楨放棄進士，以善書法擔任中書舍人，隨後選為文華殿直，文華殿是皇上與太子讀書之地，被視為天子近臣。得成化帝專寵的萬貴妃（1428-1487）好佛經，成化八年(1472)下旨抄寫，李應楨抗旨上疏：「臣聞天下有九經，不聞有佛經」，激詞惱怒皇帝，廷杖幾死，隨罷中書舍人與文華殿直，此後在南京閑官致仕。張弼中成化二年進士，不干權貴，十餘年擔任兵部中級事務官，常賦詩諷刺朝政，其〈假髻篇〉暗喻當朝不具才學，得罪尚書尹旻，於成化十四年(1478)外放偏荒的江西南安擔任知府，六年後致仕，致仕後三年去世。李應楨〈致沈周信札〉時間恰為張弼致仕之年，可能是張弼從吳中寄字到杭州，望由沈周轉給在南京的李應楨。

李應楨的女婿為祝允明，作為出色的書法家外，其所著的〈書述〉一文是以地域來做分類的鳴聲之作，將明代中期的書法分成南京、松江、吳門三地，核心在標榜吳門書家的優越，對松江張弼晚年書風評價不高，致使後人誤解成松江、吳門兩地人物互不往來。李應楨〈致沈周札〉信札的面世，可知吳門與松江兩地書畫家確有交往，改變了〈書述〉所形塑的固定歷史形象。

 

圖1　　李應禎〈致沈周信扎〉，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吳寬〈致王鏊信札〉：摯友去世 懇求祭文

弘治二年(1489)七月，吳寛(1435-1504)因其同郡醫師好友周庚(1443-1489)去世，懇求王鏊(1450-1524)製作祭文。吳寬為成化八年(1472)狀元，弘治改元，以東宮舊僚升任左春坊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鏊為成化十一年(1475)探花，弘治二年與吳寬一同編修《明憲宗實錄》，升侍講學士。吳寬在年紀上是王鏊兄輩，王鏊又是同郡後起之秀，吳寬請王鏊製作祭文，一是看重王鏊，二是榮耀周庚。吳寬催促祭文頗直接，周庚這位摯友去世，吳寬籌辦葬禮的操心，無心應對餘事，悉露無遺(圖2)。

周庚，初名經，最後名庚，字原己，號菊田，吳縣人。家世業醫。成化十年(1474)，蘇州知府丘霽欲編《姑蘇郡邑志》，周 庚亦在撰者名單中。此時，太醫院在吳中徴選醫士，周 庚名列在內，乞求丘霽將其編列為弟子員，冀免上京，但此計不成。入京後，在宮中負責藥材，後來醫術被肯定，授予御醫身分。成化二十年，南京太醫院缺主事者，授以周庚正六品院判一職。作為獨子的周庚，此時父母年已七十，南京與吳中相近，欲接雙親同住，欣然赴任。

弘治二年二月，「形貌癯瘦，視如懦夫」的周庚，卒於南京，由李應楨爲治殮具。後五日，女壻陳鍵扶柩回吳中。卒後二十日，訃聞傳至北京，吳寬想起二個月之前曾收一札，雖知形體消瘦，未想竟成訣別，回想起來「中心感傷，其痛如抉，當寢或夢，對飯或噎」。七月將葬周庚，陳道復祖父陳璚請與周庚「交親甚切」的吳寬寫〈祭周原已文〉敘哀，吳寬並撰〈南京太醫院判周君墓表〉一文傳世。吳寬懇求王鏊所製祭文，現不得見，但見〈哭原已次匏韻〉一詩：以詩人孟郊、李賀有詩才卻短命比喻外，更說「菊本無田寕當俸，杏雖有子總成殤。原巳，號菊田，無子。」周庚去世前，遺命以同族兄弟吳良第三子為嗣，去世後，舉行繼嗣之禮，請吳寬觀禮，吳寬取「相續不絶」之義，賜名周繹，並遵周氏族人之求寫下〈周氏立後序〉，完全了摯友的道義。

 

圖2　　吳寬〈致王鏊信扎〉，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祝允明〈致王觀信札五通〉：醫師親家 無所不借

此為五通信札，一通寫於素箋，四通寫於花箋，信札內容多樣，舉凡作文、呈字、問事、借《蘇州府志》與醫書《千金翼方》、借銀杯以充場面，無所不包。稱謂親家，用辭直白，二人關係深切(圖3借《蘇州府志》札)。王觀(1448-1521)，字惟顒，初號杏圃，家世業醫吳中，與父親王敏皆已醫道名世。成化二十二年(1486)，徵入太醫院。不久，父喪守制不復出。有子二，長子王榖禎，取祝允明女；次子即王榖祥。

吳中名醫吳天爵餽贈王觀一鶴，於是更號款鶴，建亭誌之。吳門畫家唐寅曾繪〈款鶴圖〉數本:明代李日華(1565-1653)《味水軒日記》卷四記載在萬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見過唐寅〈款鶴先生圖〉，有一「髯者，據案於高山流瀑之下，一鶴延頸而前，若相款語。」後有沈周、陳沂、朱應登、顧璘等十人題詩，此畫現藏上海博物館，但僅剩沈周題詩(圖4)。李日華自藏有另一唐寅(1470-1524)〈款鶴圖〉，有祝允明楷書〈款鶴先生傳〉。《石渠寳笈》卷六貯乾清宫記載又一唐寅〈款鶴圖〉，作於弘治五年「摹李河陽筆似欵鶴先生，初學未成，不能工也。」後有弘治八年祝允明贊詞。

此五通信札的書風，書風相近，帶有北宋米芾貌，和臺北故宮所藏行書《詩翰卷》中的〈丹陽曉發〉、〈楊柳花〉、〈虞姬曲〉等類似(圖5)，《詩翰卷》時間集中在正德元年至二年 (1506-1507)間。五通信札中，能知其一通年代，其餘數通，時間亦近。第一通是述歸還《蘇州志》十冊事，此府志成於洪武十二年，上承南宋范成大《吳郡志》，下啟王鏊《姑蘇志》。弘治十八年（1505）七月，祝允明應時為吏部右侍郎王鏊的聘請，參與《姑蘇志》修撰，初稿成於正德元年（1506）二月，故祝允明〈致王觀信札五通〉的時間，應是此時。

有趣的是，信札中有一通是提到唐代孫思邈的醫書《千金翼方》(圖6歸還醫書《千金翼方》札)，正德十五年(1521)王觀去世，祝允明撰〈款鶴王君墓志銘〉，詳載其成功醫案，症狀處方，條述分明，亦足見祝允明(1460-1526)甚通醫術，雖然如此，《明史》記載祝允明「好酒色六博，善新聲，求文及書者踵至，多賄妓掩得之」，可見頗通醫理的祝允明，仍不敵荒唐的酒色生活所導致壽命的短促。

 

圖3　　祝允明〈致王觀信扎五通〉之〈借《蘇州府志》扎〉，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圖4　　唐寅〈款鶴圖卷〉，上海博物館藏。圖／高明一。

圖5　　祝允明〈詩翰卷 ‧ 虞姬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系統。

圖6　　祝允明〈致王觀信扎五通〉之〈歸還醫書《千金翼方》扎〉，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祝允明〈贈沈辨之北邙行〉：慕者追隨 贈字紀念

此書蹟(圖7)內容與臺北故宮藏祝允明行書《詩翰卷‧北邙行》同，《詩翰卷‧北邙行》寫於弘治九年（1496），採元代趙孟頫書風(圖8)。近墨堂本則是北宋米芾之貌，比對於《詩翰卷》書於正德元年至二年間的〈丹陽曉發〉等諸篇，書風相近，可知書寫時間與祝允明〈致王觀信札五通〉相當。〈北邙行〉與《詩翰卷》的贈與者，皆是沈辨之，字與文，自號姑余山人，以字行。吳縣人。藏書樓名「野竹齋」，多經、史之書。開刻書鋪，初刻董仲舒《春秋繁露》，遂稱刻書堂為「繁露堂」。《詩翰卷‧虞姬曲》是祝允明在蘇州拜訪沈辨之時，見几上筆墨之便，書舊作詩相贈。其餘諸詩，皆作於正德二年夏秋間，源於祝允明兩次到南雍：即南京國子監，沈辨之皆隨之，客居閒話之餘，沈氏極喜其書法，祝允明興起為書近作之詩。

〈北邙行〉為新樂府名，邙山位於河南省洛陽東北，歷來為公卿貴族的葬地，故「北邙」為墓地的代稱。洛陽城內車水馬龍，城外邙山卻墳冢壘壘，對比極為鮮明，故歷來〈北邙行〉多規諫不貪圖富貴功名。祝允明〈北邙行〉為自作詩，詩中提到「我怪郭景純，著書說龍虎」，即是西晉郭璞（276-324）所著的《葬經》，墳墓旁有左右二砂，左為青龍，右為白虎。之後詩中提到「王孫辭衣冠，蒙周嗤髑髏。」蒙周即莊子，「蒙周嗤髑髏」語出《莊子‧至樂》，藉由莊子在夢中與髑髏對話，闡明死後的快樂而無人世間身分的累贅。詩中最後句「朝作〈南山篇〉，暮為〈北邙行〉。一生乃一死，何緣日營營。」北邙行為樂府詩，就對仗而言，南山篇也應為詩作，陶淵明〈飲酒‧其五〉有「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句，此首詩有生時隱居、遠離名利的意涵，詩旨應與北邙行互為呼應。祝允明為弘治五年舉人，此後屢試不第，正德九年（1514）援例授廣東興甯知縣，成舉人後不久所作的〈北邙行〉，似為詩讖，預卜往後功名之不濟。

 

圖7　　祝允明〈贈沈辨之《北邙行》〉，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圖8　　祝允明〈詩翰卷 ‧ 北邙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典藏系統

 

文徵明〈致顧璘信札〉：太守請字 病延致歉

這是一封標準的應酬信，索字者常送禮催促，書家若是認為情意足夠，則回覆寫完奉上。信的內容為顧璘前些日經過家鄉，文徵明因有事在身，無法面見，離開時，又不能餞別，深感抱歉。想不到顧璘屢屢寫信問候之外，又贈禮物，近來我文徵明因為有病，都無回覆，望顧璘能見諒。隨後稱讚顧璘地方政績良好，可與古人並駕齊趨。最後才是主旨，顧璘先前求字，會寫完奉上，若是滿意，則文徵明我與有榮焉(圖9)。

《明史‧文苑傳》記載顧璘（1476-1545）、陳沂、王韋同為「金陵三俊」，但顧璘實為吳中人。文徵明(1470-1559)與顧璘相識於弘治八年（1495）的應天鄉試。次年，顧璘進士及第，三年後授北直隸廣平知縣。弘治十五年（1502）調南京，後為吏部郎中。正德四年（1509）陞河南開封知府，文徵明有〈次韻答顧開封華玉見寄〉一詩。後顧璘數度忤逆鎮守太監廖堂、王宏，下錦衣衛獄，於正德八年（1513）謫廣西全州知州，文徵明為作〈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敘〉。在全州時，顧璘有〈寄文徴仲〉「儒林揮筆掩群賢，湖海傾心二十年。藻鑒塵埃無伯樂，規模鄉國有顏淵。黃花別淚臨湖水，白雁鄉書斷楚天。山館窮愁欹枕日，拭君圖畫轉淒然。」將文徵明比喻成顏淵，稱讚其書法文章，文徵明亦有圖畫贈與顧璘。正德十一年（1516），顧璘任浙江台州知府，隨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文徵明於此信札稱顧璘「太守」，即是知府，故此札寫於正德八年至十一年間，文徵明早年書蹟。

文、顧二人交情終生，文徵明從翰林待詔任上辭歸吳門，嘉靖六年（1527）築玉磬山房，顧璘和詩〈寄題文徵仲玉磬山房〉。嘉靖八年（1529），時為浙江布政使的顧璘拜訪文徵明，下榻停雲館。顧璘載於文苑傳，將其視為文學之臣，南京文風從正德時稍起，顧璘於嘉靖十八年（1539）任南京刑部尚書，主盟詞壇，被視為「明詞中興」代表人物，流風沿及晚明。六年後，顧璘因聞子顧嶼病逝，一病不起，逝於金陵，文徵明作〈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以資紀念。

 

圖9　文徵明〈致顧璘信扎〉，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文彭〈致朱朗信札〉：北京應酬 倩求代筆

嘉靖三十五年（1556），文彭(1498-1573)以歲貢生入試禮部，後獲得嘉興府學訓導，三年後，父親文徵明去世。嘉靖四十一年（1562）服除入京，授順天府學訓導，此信札寫於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圖10)，提到和朱朗相別一年，得知其母親與正室相繼去世，由於身在遠處，無法致意為歉。轉入正文，之前寄有長冊數幅，此次再寄去畫絹六幅，畫風不拘青綠、水墨、淺絳。文彭會求朱朗代筆，因為「京中士夫但欲求畫，無以應之」。文彭強調代筆「不可十分草草」，「佳者又不知，而太簡略者則又以為不佳耳！」順天訓導不是肥差，目前生活甚窘，寬裕後，自有佳香奉謝代筆酬勞。

關於代筆問題。王世懋《王奉常集》卷五十一〈太史畫跋〉記載文徵明十六幀《山水小景冊》，是為朱朗所制，風格「上自董巨米顚，下逮叔明子久，中間所得承旨尤多」，「生平心訣在焉」。嘉靖十九年(1540)，文徵明之子文彭、文嘉與文徵明弟子周天球、朱朗、錢穀、周天球，和沈大謨、石岳、陸芝等人共赴蔡叔品的藥草山房舉行雅集。會中，文嘉、錢穀、朱朗三人合作畫了〈藥草山房圖〉，此畫現藏上海博物館(圖11)。

此畫若無題跋說明，容易被視為個人的創作，可見朱朗在水準與風格上，完全繼承了文派。文獻記載文徵明的應酬之作，多出朱朗代筆，《藥草山房圖》作於嘉靖十九年，文徵明卒於嘉靖三十八年，推測朱朗為文徵明代筆有近二十年。文徵明去世後，朱朗甚得文彭倚重，繼續為文家粉飾門面。

另外，信中後段提到在北京「顧氏昆玉、羅小華、王九曲，俱已相見過矣，但不知去後何如耳。」其中羅龍文(小華)頗值一提，字含章，號小華道人，嘉靖三十五、六年間投嚴嵩之子嚴世蕃為幕客，是賄賂嚴家的管道。嘉靖四十一年，嚴嵩倒台，羅龍文亦受波及，三年後，同嚴世蕃斬首於市。嘉靖四十四年（1565），文嘉(1501-1583)受命清點嚴家籍沒書畫，於隆慶二年(1568)撰成的《鈐山堂書畫記》，「鈐山堂」是嚴嵩的堂號。文彭向朱朗提到此人，可見羅龍文和吳門人士的往來不疏，故嚴嵩籍没時，無官職在身的文嘉，確實是朝廷徵求來鑑定嚴嵩所藏書畫最佳人選。由於此文彭〈致朱朗信札〉寫於嘉靖四十一年四月，為羅龍文被牽連前不久的紀錄，殊為可貴。

 

圖10　　文彭〈致朱朗信扎〉，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

圖11　　文嘉、錢穀、朱朗合作畫〈藥草山房圖〉，現藏上海博物館藏。圖／本刊資料室。

 

小結

除了上述六件尺牘，近墨堂藏有吳門尺牘尚有李應禎〈致劉昌信扎〉、王鏊〈致子延吉家書〉、祝允明〈致袁袠錢同愛信扎〉、文徵明〈致歸昌世信扎〉、文嘉〈致項元汴信劄〉、黃姬水〈致張獻翼信劄〉與其他晚明清初頗具價值的尺牘。尺牘文學在晚明受到重視，晚明小品文特色是生活化，表達率真，和尺牘旨趣相當，如王穉登〈致屠隆信劄冊〉，約十札，內容多為請求於萬曆七年至十一年時任青浦縣令屠隆的幫忙，如求製文章、借錢、資助、甚至請幫仇英之子謀事。信札內容實際，但是面對大才子屠隆，王穉登幾盡用典之能，鋪辭華麗，每一信札視為一篇小品文，亦不為過。晚明王思任對於尺牘的態度，可為本文的結尾：「尺牘者，代言之書也。而言為心聲，對人言必自對我言始。凡可以對我言者，即無不可以對人言。」從歐陽修的「書如其人」，到王思任的「言為心聲」，尺牘可說是人格特質的文字化身吧。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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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玫芬，〈羅龍文：一個在政治漩渦裡浮沈的製墨家〉，《故宮文物月刊》126期(1993年9月)，頁22-45。
2.  王甯章、王毓驊，〈款鶴之名辨誤〉，《江海學刊》2001年6期，頁65。
3.  蔡清德，〈文徵明與金陵書家交遊考略〉，《書畫藝術學刊》第三期(2007年12月)，頁67-84。
4.  劉東芹，〈文彭晚年書法篆刻活動及兩京行跡考述〉，出處同上，頁431-448。
5.  薛龍春，〈一件疑似偽作的故事－跋院藏祝允明詩翰卷〉，《故宮文物月刊》第370期(2014年1月)，頁8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