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李士弘書《九歌》冊，絹本，行楷，有烏絲欄，書屈原《九歌》全篇，款識：「家嘗收烏絲襴山谷先生書黃庭，試令匠者織得其仿佛。大德戊戌（1298年）夏書九歌以試，終不及古絹之飲墨也。噫，細事尚然，它可知也矣。員嶠真一河東李倜士弘父題。」其上有「林熊光印」、「寶宋室鑒藏記」、「朗庵秘玩」、「郭則生」、「則生心賞」等鑒藏印，年代最早的一方已模糊不能辨識，後有道光年間焦友麟（笠泉）題跋（題簽應該也出自其手）。知為日據時期台灣大藏家林熊光（朗庵）「寶宋室」所藏寶物。

 

似從天降的李倜巨制

這件《九歌》冊已不是第一次在拍賣場上見到，上次大概是在三年前的北京某拍賣會，當時看了看，不懂也不敢碰。而在嘉德15年秋拍再上手時，逐頁翻、細細讀，即判定是元人書法，竊喜眼力有所進步。便感心頭一熱，知道一件重要文物與自己突然掛了鈎，這種感覺這些年都有過幾次。然後心裡就開始牽掛這件東西，沒有到手之前一直忐忑不安。由於事前是沒有做好功課的，全憑當時的判斷，再讀其中的筆法，感覺似曾相識，它讓我想起了台北故宮所藏唐陸柬之《文賦》。多年前曾聽人說，要學王羲之需要先學陸柬之《文賦》，於是買過字帖臨摹過一陣，對於其中的結字筆法還是印象深刻。李倜《九歌》很多結字筆法皆與陸柬之《文賦》相似，特別是起收筆的微妙變化。

接著，馬上開始查找哪裡有李倜書法的樣本，結果很快，當晚就找到了李倜的一處題跋，居然是題於陸柬之《文賦》之後，這件陸柬之《文賦》正是李倜的藏品，前有揭徯斯、趙孟頫題跋，後有歐陽玄、危素題跋，皆真跡無疑。李倜跋文雖是行書，但以我對筆跡學的理解，與這件楷書《九歌》正是同出一手。我知道不用找證據了，這就是貨真價實的元人李倜，於是做好電話委託，一直等待著兩天後的拍賣快點到來，這等待的時間實在難熬。當拍賣委託的電話進來，這一件從很低的起拍價開始，居然有一識者跟我爭奪，緊咬不放，過程很揪心，但總算謝天謝地，落槌到手了！而且代價不大，這足夠讓我開心大喜數年。

回來說李倜士弘何人，原來全不知。我們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理事、前弗利爾美術館東方部主任張子寧先生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我拍下這件李倜，旋即告知：台灣學者張光賓先生曾於八十年代對李倜生平有過專題研究，並告知刊載處。在找到張光賓文章之前，先讀了一篇陳振濂的文章《被遺忘的一代大師李倜》，才知道這位元初與趙孟頫同是「集賢侍讀學士」且是好友的李倜，被陳先生譽為與趙孟頫並列的復古主義大師：「在強調晉韻感方面，應該說是遠勝於趙孟頫而登堂入室。」「至於趙松雪，雖號稱是大王以來一人而已，但熟則熟矣，至於對晉韻的理解力，特別是在表現用筆動作若有若無的微妙感覺方面，也還是不能望李倜項背。」（注1）這是陳振濂先生評其所見陸柬之《文賦》後面的李倜題跋，其書法技能與趙孟頫確在仲伯間。而在另一篇《書法研究的基本範疇》中，陳振濂先生甚至說：「趙孟頫的藝術水準是高的，但元代另有一位書法家李倜的水準或許還在他之上。」以對後世的影響力而言，李倜相對於趙孟頫實無法相提並論，陳先生肯定是過譽了。

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至少在元代，李倜的書法地位確實不低於趙孟頫。平遙縣梁官村梁氏家族墓地，1958年之前原先矗立著兩塊近三米高的墓碑，這是元朝都元帥五路萬戶梁瑛與他兒子梁天翔的墓碑，梁瑛父子在平遙歷史上是家喻戶曉的人物，皆功名顯赫。梁瑛被封為五路萬戶，子孫承繼，他的墓碑是以其兒子梁天翔的名義所立，立於延祐元年（1314），這時的梁天翔已經去世二十多年，立碑者其實是梁瑛的孫子，碑名《故征行都元帥五路萬戶梁公神道碑》，撰文者：嘉議大夫、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魏初，書丹者：集賢侍讀學士、奉議大夫李倜。另一塊墓碑是梁天翔的，碑名《元故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司使梁公神道碑》，撰文者：監察御史李源道，書丹者：集賢侍讀學士趙孟頫，立於元祐二年（1315）。這兩塊父子的神道碑，都是由梁瑛之孫、梁天翔的長子: 朝列大夫、廣州路總管梁時中請立，並隆請政界的重量級人物為其祖父、父親撰寫碑文，及當朝最負盛名的書家：李倜、趙孟頫為其書丹。可惜這兩塊碑毀於1958年的平墳運動，如今已無蹤跡，只見於清人金石著錄《山右石刻叢編》（注2）。可見在當時朝野人士的認知中，李倜與趙孟頫的書法是地位相當的。

有兩篇專門研究李倜的論文可以學習：台灣學者張光賓《元代山西兩李學士（李倜、李溥光）生平及書畫》（注3），山西李庶民《拂去對李倜的誤識》（注4）。兩文對李倜生平以及書畫藝術做了深入的考證，正如李庶民所說：「元代李倜，以其書畫詩文享譽有元一代，為人倜儻狷介，風采肅然。為藝尤精書畫，書得晉人韻味，畫有高士風，墨竹得文同筆致。」「李倜官至集賢侍讀學士，書畫名動朝野，結交皆名流文士，足跡遍大江南北而名噪一時。」「當今書壇空前活躍，對李倜其人其事關注日多，但是，其生平史料甚少，存世作品無多。」其實兩篇對李倜的研究論文，已經對現有的史料竭澤而漁，李倜的生平及其藝術成就也由之清晰起來，當學術界都在慨歎李倜書法存世太少的時候，突然有這麼一冊楷書《九歌》從天而降，怎不令人歡欣鼓舞？

 

李倜生平

現有學者認為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這件陸柬之《文賦》墨跡應是李倜的臨摹習作（注5），而原跡已被後人掉包，本人同意這種觀點，只是需要更充分的論據，這個論據其實正應該來自於對這件《九歌》的筆跡研究，此處不便展開，將另闢專文闡述。《九歌》的作者李倜不為大眾所知，據張光賓、李庶民兩先生的論文考證，其生平史料基本如下：

簡略說，李倜書畫兼善，與趙孟頫同朝為官，年齡與趙相仿，且是好友，趙孟頫為李倜父親作墓誌銘。同在大都期間，李倜每畫新畫都請趙孟頫題跋後送人。可惜的是，李倜的書法繪畫罕有存世，以至於明清以來逐漸被人遺忘。按照黃公望所評，趙孟頫、鮮于樞、李倜三君子皆是當時的書壇翹楚。

李倜，生卒年不詳（注6），祖籍太原榆次，祖父自元人南下即歸附，官至河東宣撫檢察使。父親自少勤於問學，歷任中書省員外郎、樞密院使、成都防城總管，至元十二年（1276）死於任內。父親逝世前一夜，李倜隨侍榻前，承命讀大學中庸數過，奄然而逝，說明李倜自小飽讀儒學經典。據言其父西蜀之征，李倜已能為父「首佐中軍之畫」（注7），說明李倜此時已經成年，張光賓先生推算他的年紀與趙孟頫不相上下，甚至年長幾歲。

李倜在父祖餘蔭下，仕途順利，早年「奮擊奸之勇，以為靖難之先」（注8），後登瀛館，位列集賢侍讀學士，與趙孟頫訂交，情誼篤厚，趙為其父作墓誌銘。大德元年（1297），以集賢直學士出為臨江路總管（江西樟樹市），頗有政聲，被劾而去官，後查被冤。大德五年（1301）還京，仍居集賢侍讀學士之職。大德十一年（1307），復出為南劍路總管（今福建南平市）。皇慶初年轉兩浙鹽運使，後仍回內廷，任集賢侍讀學士，位階中奉大夫。據張光賓先生考證，延祐七年（1320）之後，李倜就聲息杳然，估計享年在七十開外不遠，其生卒年大致為1250年至1320年。

李倜出守各地，皆與當地高僧文士交遊，從這些文士的詩文集中都能找到蹤跡。其中不少人屬於不與元政權合作的宋遺民，如曾入文天祥幕府參與抗元的劉辰翁（1232-1297）和趙文（1239-1315），拒絕出仕絕食而死的謝枋得（1226-1289）。李庶民先生認為，這很可能是他被彈劾的原因。而李倜依然故我，以晉人為範，與仙道同遊，獨自高標。

李倜從政之餘，還善於繪畫，擅長畫竹，趙孟頫、袁桷、虞集常在其畫上題詩，認為他與當時的畫竹高手李衎相頡頏。也知其雅好書畫收藏，除了陸柬之的《文賦》、林藻的《深慰帖》，黃庭堅大字《浯溪詩》卷、草書《嵇康四言詩》卷、關仝《山水四軸》、許道寧《華岳三峰雙幅》、王晉卿《著色楚山清曉圖》（注9），以及蘇軾《玉堂制草》（注10），皆是他的藏品。根據《九歌》冊後的題記，李倜還收藏有一件烏絲襴本的黃山谷《黃庭經》卷。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顧愷之《女史箴圖》（宋摹本），後有至正十七年（1357）包希魯的題跋（圖1），提到「蔣氏得之河東圓嶠李氏，李蔣皆博古君子」云云，可知該卷亦曾為李倜所藏。

圖1、包希魯跋顧愷之《女史箴圖》（宋摹本）

 

李倜字「士弘」，取論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之義，是儒家精神的體現；而其號「員嶠真逸」，卻具有道家色彩。「員嶠」是《列子》中傳說的五仙山之一，至元三十年（1293）李倜求趙孟頫書《道德經》亦可見其偏愛道家。他有自用印「擬晉山房」，並請朋友戴表元為自己寫了一篇《擬晉山房記》：「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弘，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晉右軍縱筆擬為之，所屬山房之窗壁幾槅硯席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顏。」（注11）可見他處處以晉人為模範，連家庭擺設都有晉氣，其審美傾向以及言行必然也仿效晉人，他喜與高僧文士唱和，與宋遺民們交遊亦不避嫌。是否他所在的元朝官場環境讓他與晉人士大夫有同感？他還有「虛己遊世堂」、「自得齋」、「中和堂」等室名齋號，我們從中能夠體會到他的性情為人，這也是理解他藝術的途徑。

 

特殊的烏絲欄織絹

知道了李倜的書畫成就，以及與趙孟頫、袁桷、虞集等人的交遊，和重要的古書畫收藏，其書法地位在元代不低於趙孟頫，這冊《九歌》又正是將來可證明陸柬之《文賦》墨跡應為李倜臨摹習作的重要證據，於是證明《九歌》是李倜所書，便成為一項頗具意義的學術工作。先來看李倜這冊《九歌》，他在題識中寫到：「家嘗收烏絲襴山谷先生書黃庭，試令匠者織得其仿佛。大德戊戌夏書九歌以試，終不及古絹之飲墨也。噫，細事尚然，它可知也矣。」意思說，這件書法用的絹料，是他命匠人仿造宋人烏絲欄絹的織法所織造，然後試寫《九歌》，而覺得終不如古絹的效果。

 

細看《九歌》冊頁的烏絲欄，果不其然，是織出的而不是畫上去的（圖2）。這讓我想起了米芾《蜀素帖》烏絲欄也是織出來的，拿《蜀素帖》的日本二玄社複製品來對比，《蜀素帖》的烏絲欄是斜織（圖3），《九歌》烏絲欄是平的經緯織。再比較《九歌》與《蜀素帖》的烏絲欄格尺寸，竟然幾乎相同，都是在26X230cm左右。我將《九歌》冊頁與二玄社《蜀素帖》複製品擺在一起拍了一張照片（圖4），可以猜想，李倜所仿造的黃山谷《黃庭經》的宋絹，很可能與米芾所寫的《蜀素帖》是同一種蜀絹。而且從每一頁被切掉的烏絲欄線判斷，原來織好的材料也應該像《蜀素帖》一樣，是個完整的手卷，被後人裁成了冊頁。

元人仿造宋人的烏絲欄絹，由於工藝退步，終不及宋絹精美。但此冊所用材料與李倜所題完全吻合，這是頗意外的令人興奮點。使用類似材料的書法作品，還有趙孟頫延祐六年（1319）所作《絕交書》卷（圖5），「淡綠絹，烏絲闌本，行草書」（注12），尺寸約為21.8x254.7cm。以上從物質材料証明，《九歌》確實是仿造宋人烏絲欄絹的蜀絹，和李倜同時的趙孟頫也有以絹本書寫的烏絲欄作品傳世，至少就時代性而言，《九歌》這件作品在材料方面有特别的说服力。

 

圖2、李倜《九歌》織錦烏絲欄細部

圖3、米芾《蜀素帖》織錦烏絲欄細部

圖4、《九歌》與《蜀素帖》的烏絲欄尺寸相近

圖5、趙孟頫《絕交書》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織錦烏絲欄細部

 

《九歌》的筆跡學鑒定

物質材料的證明，是鑒定學重要的外部研究，核心且有力的鑒定證據，還是在書法本身，要確定《九歌》是否李倜真跡，需要從李倜標準件的比對開始。目前所知，李倜存世書法只有以下幾件：

1、楷書《九歌》冊，書於大德二年（1298），約49歲。李倜在臨江路總管任內。

2、跋陸柬之《文賦》（圖6），書於大德五年（1301），約52歲。此年，李倜自臨江路總管還京師。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3、再跋陸柬之《文賦》（圖7），書於大德九年（1305），約56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4、跋鮮于樞《贈筆工范君用帖》（圖8），無年款。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5、跋趙孟頫行書《洛神賦》卷（圖9），隸書，無年款。另有高啓、王鐸題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6、跋周文矩《采神圖》（圖10），書於皇慶元年（1312），約63歲。此年八月，李倜曾遊會稽、杭州，分別題名摩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7、跋林藻《深慰帖》（圖11），書於延祐四年（1317），約68歲。有明代安南平刻本傳世。

 

 

圖6、李倜跋陸柬之《文賦》（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7、李倜再跋陸柬之《文賦》（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8、李倜跋鮮于樞《贈筆工范君用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9、李倜跋趙孟頫行書《洛神賦》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0、李倜跋周文矩《采神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1、李倜跋林藻《深慰帖》（明代安南平刻本）

 

以上七件李倜存世書跡，最早是大德二年（1298），最晚是延祐四年（1317），時間跨度近二十年，體現了李倜從中年到晚年的書風變化。若從可知的時間順序排列，《九歌》冊頁是最早的一件。除一件隸書之外，標準件全是行書，最接近《九歌》書寫年份的標準件也相差三年。比較同一時期書法中幾個體現特殊結字的筆法，可以依據筆跡學判定同出一手。

 

筆跡學的方法是，找出具有排他性特徵的字進行比較。行書或者草書單字，其實是連續快速的一組動作，具有個人的生物學特性，這是筆跡鑒定的理論基礎。先比較李倜書法的落款（圖12），自號寫成「員嶠真逸」或「員嶠真一」的都有，「士弘」也有兩種不同的寫法。古漢字中，「厶」與「口」是互通的，如「高勾麗」與「高句麗」，「員」可以寫成「厶+貝」，《集王字聖教序》中，弘就同時有兩種寫法，並無怪異之處。

 

圖12、自左至右依次取自：《九歌》，跋陸柬之《文賦》，再跋陸柬之《文賦》，跋鮮于樞《贈筆工范君用帖》，跋周文矩《采神圖》，跋林藻《深慰帖》。

 

再比較具有排他性特徵的字，如「書」字下部「日」的寫法，排他性特徵特別明顯（圖13）。《九歌》中「真」字的一套動作，與跋鮮于樞《贈筆工范君用帖》、跋周文矩《采神圖》的「真」字，幾乎一模一樣，也具有排他性特徵（圖14）。凡是「貝」字的寫法，其個人特徵非常突出（圖15、圖16）。以上筆跡學的比對，證明《九歌》與已知的李倜書法標準件，同出一手。

 

圖13、上排取自跋陸柬之《文賦》和再跋陸柬之《文賦》，下排取自《九歌》題識部分。

 

圖14、左取自《九歌》，中取自跋鮮于樞《贈筆工范君用帖》，右取自跋周文矩《采神圖》。

圖15、左取自《九歌》，中取自跋陸柬之《文賦》，右取自跋鮮于樞《贈筆工范君用帖》。

圖16、左取自《九歌》，中取自再跋陸柬之《文賦》，右取自跋陸柬之《文賦》。

 

 

李倜《九歌》書法賞析

《九歌》全篇一千三百餘字，無一字不精，無一筆懈怠，如風展舒雲，輕鬆劃過，其實每一筆皆如獅子捉象，全力以赴。所謂筆畫中的「晉韻」，就是似乎沒有筆畫的頓挫起伏，其實是沒有多餘的提按動作，正如陳振濂先生所說「用筆動作若有若無的微妙感覺」。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李倜的楷書似乎完全不從唐楷系統中吸取多餘的那些動作，而每一筆的力道卻體現在內斂之中，韻味無窮。這正是以趙孟頫為旗幟的「復古主義」的時代性特征，可見這個「復古主義」傾向不是由趙孟頫一人來完成的，它還包括了李倜、鮮于樞等書家群體形成的共同風格。

 

《九歌》是現存最早的一件李倜作品，從中可以看出學習鍾繇、王羲之的痕跡。李倜在相當多的折筆處採用了轉彎的筆法，甚至成為一種習氣，雖在李倜後期的書法中得到了克服，但仍然是李倜的標誌性特征。在鍾繇、王羲之書法裡都能夠找到相同的筆法。比如李倜的「真」字，折筆的急彎與《集王聖教序》如此相似；而「臯」字上半部「自」、「題」字右半邊「頁」、以及「員」字的寫法，皆可與《集王聖教序》中類似的字型、筆法比對（圖17）。李倜對「書」字下半部「日」最後一筆的處理，就目前傳世的魏晉法帖來看，也只有從鍾繇《得長風帖》可以找到其來源（圖18、圖19）。

 

圖17、上排取自李倜《九歌》，下排取自《集王聖教序》。

圖18、「書」字：上排取自李倜《九歌》，下排取自鍾繇《得長風帖》。

圖19、李倜《九歌》與鍾繇《得長風帖》比較

 

除了筆法與結字特色可從魏晉法帖找到來源之外，全篇明顯的特色是以行書筆意來寫楷書的結構，所以和唐楷有所區別，這種楷書中有行書意，正是魏晉書法的特色。再者，假若將《九歌》的烏絲欄拿掉，此時行與行的距離突顯出來，整篇章法的疏朗之感頓現，這也是魏晉楷書的特色之一，據此可見李倜獨崇晉韻的取向。

 

李倜行書，如跋陸柬之《文賦》、跋鮮于樞《贈筆工范君用帖》，更接近王羲之、謝安的晉人書風，虛和靈動，韻致晴朗。他的楷書，入規中矩，字字圓潤熟，形成一種獨特清新的面目。蘇軾在結字上有一句名言:「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有餘。」《九歌》楷書，字型算是小字，總體來說，筆劃之間的距離感甚大，但是字型收攝妥帖，無鬆散之態，確實是符合蘇軾強調「寬綽有餘」的水準。李倜的筆法或輕盈或敦厚，合於一字之中，正是他的過人之處。可以看出李倜書法得自鍾繇、王羲之，並顯示出極高的天分。

 

結語：重估李倜

李倜在書畫著錄上，甚少被記載，主要是他為後人留下的書法太少，否則對後人的影響絕不至此。何故他的作品存世如此之少？為何他逐漸被後人遺忘？查看他的生平，也難以從中找到明確的答案。在元代復古的氛圍下，李倜與趙孟頫取徑上同歸高古，趙孟頫兼具晉唐，李倜純以晉韻為主。雖然從元代的文獻可知他的書法成就不亞於趙孟頫，但歷來對李倜書法的認知僅限於題跋，而書法史上對於書家地位的肯定必須有代表性的作品傳世。此件李倜《九歌》的重新面世，從字數上與書法水準上，屬於煌煌巨制，書風上獨樹一幟，與趙孟頫日月雙輝。在書法史的記載上，應重新估量李倜這一位被遺忘的大師。

 

 

附錄：同時代人對李倜的評論

「河東李侯，以文獻之餘襲風聲之舊，窮理之學常惺惺，經世之志活潑潑，蓋難與俗人言，故命其書齋曰自得。」——黃仲元（1231-1312）《自得齋記》

 

「員嶠李侯名所居堂曰虛己遊世，……虛己者，無為也；遊世者，無不為也。……侯無書不讀，眇乎二書，亦造其微，謂《莊》即《列》也，《養生主》即虛己之道，《人間世》即遊世之方。唯虛己故能遊世，雖遊世而實虛己。」——黃仲元《虛己遊世之堂記》

 

「河東李士弘，剛果好義人也，其來東南，遍參歷試，允然有得。」——劉辰翁（1232-1297）《中和堂記》

 

「集賢公以是邦守相，而能忘其富貴之身，與山林之士友，此集賢公所以為員嶠真逸也。」——趙文（1239-1315）《七逸畫記》

 

「孰若掄魁之坊，出自相公之筆，如坐會同館而張冰篆，如遊法華寺而觀邕碑，波戈峙金鳳而欲飛，……不圖三十年金榜之名，增重兩千石銀鉤之字。」——黎立武（1243-1303）《謝臨江李總管重建狀元坊啟》

 

「論者以為，其平生所好，詩取陶淵明、韋應物，畫取王維、文同，書取王右軍。述擬臨摹無寒暑晨昏，其得意往往臻妙。」——劉敏中（1243-1318）《中庵集》

 

「李臨江士弘，負軼群之才，濟之以傑然之氣。」——劉敏中《跋李士弘臨右軍帖》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弘，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晉右軍縱筆擬為之，所居山房之窗壁幾格硯席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顏。」——戴表元（1244-1310）《剡溪集·擬晉山房記》

 

「氣稟全晉之豪，風流東晉之高，落筆雲煙，吐辭波濤。耽文藝如嗜欲，以古人為朋曹。……出則父母召杜，入則侍從夔皋。」——趙孟頫（1254-1322）《李士弘像贊》

 

「李公無帖不臨，可謂好學也已，僕亦好書者，然無暇臨古帖，但羨士弘耳。」——趙孟頫《題李士弘臨王右軍明府等帖》

 

「員嶠寶晉之餘，復遊戲唐跡，吾意後人無敢出議口，當以是為徵……」——袁桷（1266-1327）《清容居士集·跋懷素草書四帖》

 

「今觀員嶠所書，貴耳賤目之士，願加詳焉。」——袁桷《跋懷素自敘》

 

「員嶠作畫息齋仲伯間，其臨摹又頡頏於松雪、困學二老，斯時有三君子而能追及之，可謂難矣。員嶠至今成為獨步可也。翰墨特其餘事，至於立身宦途而志趣超然於物表，此吾所以起敬者也。」——黃公望（1269-1354）《題李士弘臨王右軍明府等帖》

 

「士弘天資高邁，豐神秀朗，宜其筆墨超然。」——虞集（1272-1348）《題李士弘臨王右軍明府等帖》

 

「今人臨帖，自松雪翁後便到員嶠真逸，謂皆有晉人風裁。寶晉之流，世豈無斯人，仙去已亦，與懷感悼。」「論書至於孫過庭、姜白石，盡善盡美矣，他皆未足為評也，薑謂臨帖多得其筆意而失其位置，今再觀員嶠所臨，兼無位置之失，非其胸中熟於二家之論，恐未易致也。」——錢良右（1278-1344）《題李士弘臨王右軍明府等帖》

 

「公在延平日，政事之餘，留意翰墨間，故臨帖最多，此卷又其精妙者，亦何憾於古人。」——趙雍（1289-?）《題李士弘臨王右軍明府等帖》

 

「士弘名倜，河東太原人，好學尚氣，劬神苦思，務求博洽而後已，故其遊戲筆墨，皆超悟不群。此卷雖臨仿古人，而清新婉麗，自有一種風度，是可珍也。」——陸友仁（1290-1338）《題李士弘臨王右軍明府等帖》

 

「擬晉齋臨帖，用筆圓活精到，其勤篤可為世法。」——黃石翁《題李士弘臨王右軍明府等帖》

 

「余昔侍李學士，見其作書多喜矮桌，執筆甚高，臨帖亦然，其精熟如此，非拘拘摹仿者比，當其遺墨若斯之妙也。」——張昕《題李士弘臨王右軍明府等帖》

 

「余初時每見士弘公與先君議論談笑，使人敬佩不已，其文章政事為當世之所推重。人但知公之能書，而不知公之為人者，有不在於此。」——高晉《題李士弘臨王右軍明府等帖》

 

「其謂士弘學士即章肅公倜，自號員嶠居士，性最愛道家言，故求公寫老子而藏之爾。」——宋濂（1310-1381）《題趙孟頫為李倜書道德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