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酬與表演:有關王鐸創作情境的一項研究 (薛龍春)

2014-09-24

應酬與表演:有關王鐸創作情境的一項研究

薛龍春*
 

(文章原載於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9期,2010年9月,得原著者薛龍春教授準許上載,特此鳴謝)

【摘要】應酬書法在王鐸傳世作品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幾乎每兩件作品中,就有一件是為應酬而寫的。對於應酬,王鐸的態度相當複雜:既希望藉此補貼家用,建立與維護人脈網絡;但有時因數量過大或被人催逼,不免心生厭煩。王鐸往往通過請求延期與拒絕部分應酬的方式,來保證書寫品質。

在一些特定的應酬場合中,圍觀的友人構成了獨特的環境,身臨其境,王鐸的表演情緒空前高漲,發揮出非凡的「造勢」才能,他通過對種種視覺元素的反差運用,製造強大的視覺衝擊力,以饜足觀眾對於作品形式的心理預期。

在中文語境中,「應酬」往往暗示著創作態度的敷衍與作品水準的低劣。然而,王鐸許多精彩的作品卻是應酬作品,而不是那些自娛的或是為家族收藏所書的作品。對於應酬與作品品質的關係,似不能一概而論。

 

引言

本文以明末清初書家王鐸(1593-1652)1的書法應酬活動為研究對象,主要關心以下一些問題:書法應酬在王鐸生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它們的主要功能是什麼?王鐸對書法應酬的態度如何?特定的應酬場合對於王鐸的創作具有怎樣的激發作用?王鐸在具有表演性的應酬書寫中如何回應觀眾的預期,其作品在形式上有哪些特徵?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應酬與作品品質的關係?

關於應酬書法的研究,近年來有許多值得稱道的成果。受龔繼遂應酬畫研究的啟發,白謙慎對傅山(1607-1684或1685)書法中的應酬作品和與之相關的修辭問題進行了富有新意的討論。2繼白謙慎的傅山研究之後,何炎泉試圖在張瑞圖(1570-1641)的應酬活動與作品風格之間建立起聯繫,這是富有挑戰性的嘗試。他指出,「張瑞圖除了發展出一套異於傳統的筆法外,更將運筆的節奏變化發展成容易感知的視覺韻律,完全將書法欣賞的門檻降至最低,形成一種獨特而強烈的視覺性書法。」3另外,吳國豪在研究王鐸時,除了對其應酬書寫心態、樣式、材質等有所留意之外,還特別討論了王鐸即席書寫大幅作品的一些形式特徵,並指出王鐸在應酬活動中所開創的新樣式「文語」具有推薦書的功能。4與白謙慎主要著眼於「修辭」不同,何炎泉與吳國豪的研究更關心書法的風格、技法、形式、文本等與應酬活動可能的關係。除了明末清初書家應酬作品的研究之外,關於明代吳門派領袖人物文徵明(1470-1559)的應酬活動研究,近年也有一些重要的著述。5本文的撰寫,得益於上述研究成果的啟發。

在討論什麼是應酬藝術時,龔繼遂為應酬畫下的定義是贈送作品。白謙慎在此基礎上擴大了應酬作品的範圍,指出:「在藝術品的買賣中,由於有人情的參與,很可能是半買半送,或是象徵性地收一點錢。……凡創作時不是為自己的抒情寫意進行創作,旨在應付各種外在的社會關係,或出於維繫友情,人情的往還,物品的交換,甚至買賣的作品,廣義地來說,都可以視為應酬作品。」[6]根據白氏定義,廣義的應酬書法包括贈送與買賣。本文所討論的書法應酬,也是指王鐸酬贈友人或用於買賣的作品而言。

王鐸當日究竟有多少作品是為應酬友人或是售賣而書寫的,今天已難以稽考。但是他留下了相當數量談論字畫買賣與酬酢的詩文、信劄和題跋;同時,他的傳世作品中有半數記錄了受書人的姓字,有些對於書寫環境還有細緻的描述,這為我們比較深入地研究其應酬活動提供了契機。[7]在對這些信息進行細緻考證與解讀的基礎上,我們或可對王鐸的應酬活動有一些新的認識。

一、  王鐸的書法買賣

從現存資料來看,王鐸的書法在明末清初很有市場。筆者已知的王鐸傳世作品有近千件,遠遠大於比他稍早的張瑞圖,與他同代的黃道周(1585-1646)、倪元璐(1594-1644),及稍後的傅山。透過這一龐大的數字,我們不難想見他的書法在當日所受到的愛重。河南詩人彭而述(1605-1665)在王鐸逝世之後曾這樣寫道:「四十年來,薦紳士大夫罘罳綺疏無先生一字,則以為其人鄙不足道。」[8]罘罳綺疏,是指居室的屏風與雕花窗戶,這說明時人是以家中懸掛王鐸書法為榮的。儘管這一說法似乎套用了「江東人家以有無(倪雲林畫)為清俗」,[9]但多少能夠反映出王鐸書法在其時受歡迎的程度。

一位書家的作品受到同時人的追捧,其負面效應也是明顯的。比如,王鐸往往需要在寫字上投入更多的時間,因而耽誤經史研究。在一封給親家張鼎延(卒於1659)的信中,王鐸寫道:「弟于筆墨敝帚也,無益國家,暇中偶一戲為之,全力惟求經史,披觀詩文,操觚求知己,不易易耳。」類似的抱怨很多,幾成口頭禪。[10]然而,王鐸雖有這樣那樣的牢騷,但書畫所帶來的樂趣卻讓他難於自拔。作為一名朝廷高官,王鐸毋庸置疑為種種世俗紛爭與庶務所挾裹,染翰操觚則可以使他忘卻塵世的煩惱。在一件山水小畫的題跋中,他說:「京中無日無塵俗事,予恐心無所寄也,恐誘於黷冐,故有暇間喜作畫,……故作畫、吟詩、書字,於圭組、軒裳、財貲之外,非以為利,恒悠然于青山、幽林,瀟散無欲之致。」[11]與升官發財相比,詩文書畫談不上什麼實際利害,但對於他心靈的暫時解脫,卻大有裨益。

雖說王鐸渴望有機會展示他經世與治亂的才能,也期待在經史研究、詩文創作等領域占得一席,但當時人還是對他擅長「寫字」印象最為深刻。王鐸有兩首詩,頗能表達其不平的心理。〈王癡〉云:「人之言者曰:所謂王郎似乎一生惟知學寫字。」[12]又,〈哀半生〉云:「衣冠混蹤人不識,但云此公善學字。」[13]從二詩表達的遺憾來看,王鐸自是不情願以書法立身。但事實上,他對於書史留名又有著強烈的自我期許,在去世前的一封家書中,王鐸對弟弟說:「憶吾家烏衣、青氈,或以政事傳,或以書法傳。倘吾兄弟他日得以詩文、書法傳,是亦不愧前人,勉乎哉!勉乎哉!造化小兒,縱能妒人,其復能爭吾兄弟千秋權耶?」[14]所謂不愧前人,暗示了他們家族將像東晉王羲之(約303-361)、王獻之(344-386)父子兄弟一樣以書法名於後世。可見,王鐸對於書法的態度始終矛盾重重。

實際上,王郎的「寫字」還有諸多現實的考慮。他出生於河南孟津一個小地主家庭,因受鄉里宵小欺壓,至父輩已家道中落:「田止十三畝,不能一日兩粥。」[15]天啟二年(1622),也就是考中舉人的次年,王鐸順利通過會試,進入翰林院學習,散館後得授編修,從此成為一名京官。個人的出人頭地,同時也意味著王鐸將肩負起整個家族的寄望。他不僅有侍養父母,照顧弟妹、子女的義務,也有保證其家族不受貧困與兵亂侵擾的責任。王鐸入仕十年之後,在一封寫給摯友姚希孟(1579-1636)的信中,曾提及自己沉重的家庭負擔:

 

家計貧澀,上有二親鬢霜,下有四弟、三子、三女,以僕枯木兀坐之人,米鹽醯醢,青蚨之思甚寡,所需無入,裘帛不豐。[16]

 

「青蚨」是錢的代稱,因為自己不善聚財,又要供應一家老小的衣食,王鐸此時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作為曾經的同僚,姚希孟對王鐸的經濟狀況不會一無所知,故王鐸所言當非虛語。

尤其是明代後期,王鐸的家鄉河南屢遭天災,[17]又是明軍與農民軍交戰的主戰場之一。崇禎十五年(1642),孟津一度為李自成農民軍攻佔,王鐸家廬盡毀。1640年冬,王鐸被任命為南禮部尚書後立即南下,但直到明亡他都沒有赴任,而是帶領族人先後前往懷州(今河南省沁陽縣)、新鄉、蘇州、浙江等地四處避亂。寓居懷州時,王鐸曾接受友人楊之璋(1610年進士,卒于1644)饋贈的「嘉麥」,在一封答書中他寫道:「弟二十年宦途,而家無一石之粒,交謫景象,弟亦浩歎。辱親翁分無多之儲,妻孥數日飽,感刻寧有既乎?中藏奚酬,為之腸泣。」[18](圖1)家人數日之飽,竟然需要友朋的接濟,一位明代高級官員居然落魄至此,實在令人難以置信。而1644年春王鐸南下避亂時,隨行的三代親眷竟達百人之眾。〈白洋河錄〉云:「南之避也,與叔、諸弟、侄、子、女、婿、姻家眷屬百口卜筮走望。」[19]家口眾多、戰亂頻仍,加上明代官員俸祿並不豐厚,[20]王鐸依靠自己詩文書畫上的專長與聲名,通過售賣作品(得到銀錢或生活所需的物品)以補貼家用,不失為無奈卻實際的選擇。[21]王鐸〈攜酒且醉歌〉云:「家中大小數十口,灶突甑空奚所有。乞米時臨魯公帖,浩歌揚箕與挹鬥。」[22]說的正是貧困之際,他以書易米,拯救家中數十口於飢餓之絕境。他的文集中所收部分祭文、碑誌,死者並不為王鐸所熟識,這些文章很可能也給他帶來潤筆。

入清之後,王鐸以管弘文院事行禮部右侍郎,直到順治壬辰(1652)三月,才得到禮部尚書的任命,此時他已經過世。自降清至去世,王鐸「七年不遷」,足以說明他在清初並未得實際的任用。雖說改朝換代之後,王鐸生活平靜,但他的經濟狀況並未明顯好轉。在清初贈與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的冊頁跋文中,王鐸隱約表達了經濟上的困窘,並期望得到對方的幫助。[23]在王鐸舉家絕糧時,親家張鼎延曾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不僅贈以肉食,且佐之俸錢,其高義令王鐸「泣數行下」。[24]在一封寫給張氏的信中,王鐸還告知對方,由於貧困,「近日向大官求米,又索數千俸錢」。[25]這裡所引用的信劄與題跋,都是王鐸與親近友人間的私語,其中有些友人對於王鐸家族還有實物與金錢上的實際幫助。作為一位高官,經常向友人借貸或是哭窮,並不是件體面的事,因此王鐸談論經濟拮据,應有相當大的可信度。

寫於入清之後的〈無錢行〉,描述了他為官多年卻不能糊口的窘迫和對鬻文賣字的期待:

 

交謫室人晨爨窘,羞言囊底無一錢。己丑之春陰風吼,雪片颯遝大如手。……況我入署公事切,日西歸宅見饑色。為官卅年口不糊,仰天白眼空歎息。……賣文或送數千緡,字云後世人人知。[26]

 

這裡所描述的是順治己丑(1649)春天的一個黃昏,天正下著大雪,王鐸兀坐在官署裏,他無心於公事,而是惦記著一家人所面臨的飢餓。雖然為官多年,但仍舊窮得揭不開鍋,家人為此多所埋怨。[27]在這首詩中,他對賣文、賣字所能帶來的豐厚收入充滿了期待。當然這只是王鐸一個美妙的白日夢。我們注意到,「貿易」一詞在王鐸詩文中反覆出現,如〈審定〉有云:「作畫補琴為貿易,斫松鬻米作饔餐。」[28]〈絕糧時,以作畫貿易戲書北牆〉亦云:「嗚呼只愁雪裏無人買,雲水蒼山不直錢。」[29]可知書畫在王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實非可有可無的消遣。但求書人似乎並非總是來得那麼及時,青黃不接的時候,「書客」不來,令王鐸舉家上下坐立難安。[30]饒有意味的是,一旦買字的人多了,王鐸又因疲於酬應而感到痛苦。在一首〈作畫自題〉的七古長詩中,王鐸寫道:
 

王生七尺空便腹,抽管作畫無俗幅。但非坎坷意興來,字塗畫抹任相促。甕中米鹽全不管,素壁須臾岩生屋。有時仰面笑青山,有時擲筆復慟哭……。家家溷纏亦自苦,匿我車馬避僧寮。孰知又被野僧縛,手持粉紙求長條。磅礴千仞難為展,石罅緊束無龍濤。偶一遊戲真孟浪,頭白老人不肯放。騎馬筋骨痛不禁,瀉痢不得全無恙。報國寺賣數千錢,男啼女饑免惆悵。賴此不必嗔書畫,一任人呼寫字匠……。[31]
 

王鐸在詩中先是表達了對自己書畫的自負,認為沒有「俗幅」。但是如果意興不來,徒為促迫,也令他感到為難。接著描述自己為了躲避不斷到來的索書者,跑到報國寺中,誰知在那裡又為一幫僧人羈纏著求字。回家的路上,王鐸雖深感身心疲憊,但想到賣字得到的錢足可使全家免於飢寒,心下便釋然了:不必再抱怨寫字畫畫,也不必在意別人叫自己「寫字匠」了。

在今天存世的王鐸書法中,那些沒有上款的作品(主要是條幅)很可能有相當部分在創作之時就是為了用於買賣。王鐸當日創作的作品量應遠遠大於存世的,依此類推,他當時應書寫了更大數量用於買賣或交換生活必需品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買主直接上門購求之外,王鐸的一些友人也為他的書畫買賣作介。如崇禎十四年(1641)寓居懷州時,楊嗇庵與楊荊坡等人都曾為他介紹買主。在一封寫給楊嗇庵的信中,王鐸說:「親翁手翰至,惶悚不敢當也。然諸文學踵相接,分減日日給之,亦一快事。領台愛,皆親翁之拯落水羅漢也。不孝……次第報命,亦非難事。」[32]在另一封寫給楊荊坡的信中,他也提及「張先生二冊尚需二月」。[33]在一個臨時避難的地方,因為友人的介紹而有潤筆收入,王鐸定然心存感激。作為酬謝,他為這些友人也創作了許多作品。[34]

二、  酬贈友人與人脈網絡的建立和維護

如果說書法買賣主要是為了解決家庭經濟燃眉之急的話,王鐸以書法酬贈友人,則有建立與維護人脈網路的目的。書法酬贈可分為主動贈送與應人之求,後者又可分為索書、命書與輾轉委託等三種情形。

主動贈送友人作品,或因某種機緣,比如友人到外地做官,臨行贈別。如天啟六年(1626)秋,王鐸為同年進士錢天錫書〈唐人詩冊〉,時錢氏將督學三輔(今陝西中部地區)。王鐸在這件冊頁的題跋中說:「得綾便欲贈,以下里事如蟻聚,款段奔馳,竟無暇晷,輒呼平頭磨隃糜蠟,檢唐作塗之,藤蔓捲曲,纏累圭璧,吾知愧矣。用以當三疊。」[35]「三疊」云云,自是贈別之意。顯然,因為忙亂,王鐸拖了很長時間完成這件作品。(圖2)又如,順治七年(1650)王鐸書〈君山作歌等詩卷〉,乃送友人郭萬象(1634年進士)就任長沙道。[36]贈別之作,往往出於情感之牽繫。有時王鐸自己遠行,也有作品主動贈與友人。如1651年春他奉命祭告華山,行前有留別傅景星(1637年進士)之作;[37]經過良鄉時,又以字寄贈山東友人丁耀亢(1599-1669)。[38]

主動贈送還常常為了表達某種感激之情,如贈姚志寰〈五言律詩軸〉,是因為自己崇禎辛巳、壬午(1641-1642)間染病,由姚氏多次為之診斷,並授之服食。[39](圖3)又如崇禎十年(1637),王鐸在一封信中告訴冒襄(1611-1693)將從北京寄作品給他,不僅因為在南都時二人時常晤對,意暢心歡,還因為冒氏臨別時將一件古代名畫贈送給了王鐸。[40]崇禎十七年(1644)春,在一封寫給浙江友人王思任(1575-1646)的信中,王鐸說自己正避難於蘇州,希望買船南下,欲借王氏紹興城中的餘房棲身,先請家中的西席朱子俊(號五溪)前來接洽。在信的末尾,王鐸解釋說,蘇州新居筆研皆塵,亦不遑買墨,所以沒有作品隨寄。[41]可知王鐸請人幫忙,通常會有書作附寄作為酬謝。不過,王鐸在1630年代曾為王思任及其侄王雪癡書寫作品,或可視為一種長期的感情投入。[42](圖4)1630年代初,王鐸客居山西湯陰蘇、董、魏諸氏家,他們不僅是王鐸的詩友,也為他的生活提供幫助,後來王鐸在一封寫給他們的信中,附寄了五枚書扇。[43]

王鐸主動贈送作品,對於建立或維繫社會人脈當有助益。比如,他為河南各級地方官書寫了大量作品,這些地方官則在科舉、官司等種種地方事務中為他的家族提供庇護。又如入清以後,王鐸大量向朝廷高級官員贈送書畫作品,不惟大學士洪承疇(1593-1665)、宋權(生於1598)這樣權傾一時的人物,清初六部尚書、侍郎中的漢族官員,幾乎人人擁有王鐸的書畫。順治己丑(1649)五月廿二日,宋權家中的盆蘭枯萎之後復發三花,王鐸特為創作〈枯蘭複花圖〉,在題跋中對這位貳臣的高行懿德大肆讚美;[44](圖5)同一年夏天,他又專門作〈枯蘭復花賦〉,寫為手卷作為宋權的生日壽禮。[45]此外,順治初年的進士中,也有十數人得到過王鐸的書畫作品,如後來升至國子監祭酒的山東人單若魯(1646年進士),王鐸為他創作了五件書畫。無論是地方官,還是清初新貴,王鐸主動投贈書畫作品,自有尋求庇護或是相關服務的意圖。[46]

友人向王鐸索書的例子,亦不勝枚舉。如河南同鄉李蛟禎(1631年進士)在給王鐸的信中說:
 

奉上白綾一幅,見懷長篇,幸以鍾、王筆法書之。弟至滸關,展玩如對老親台矣。白扇一柄,更煩書其短詠。拙詩二律,用抒離悰,兼寫憂讒畏譏光景,想仁翁見之,亦惻然動念也。[47]
 

此時李蛟禎將宦游蘇州,希望得到王鐸的書法以充行囊,將來可以展玩如面。戴明說(1634年進士)、張鼎延、陳子壯(1596-1647)、薛寀(1631年進士)、房可壯(1578-1653)等與王鐸交往頻繁的友人都有向他索書的記錄。[48]因為顯赫的書畫聲名,同僚索求更是平常之事。崇禎五年(1632)三月十七日,王鐸同年進士祁彪佳(1602-1645)在日記中說:「暮訪王覺斯,有趙呦仲、陳自嚳托其書扇頭,適王赴酌。」[49]王鐸住在北京城的西墅,即使是大雪天也有人載酒求書。[50]一些外地友人,則在數千里之外向他討要墨寶。[51]即使是人在旅途,王鐸也不得不應人求索。[52]

命寫的情形在王鐸身上也有發生,當然對方多為身份很高的人,《棗林雜俎》記載:「始上出十扇命書,俱錄先正格言。諸璫亦求書,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書名,安能拒乎』?」 [53]弘光帝命王鐸作書,太監因董理斯事,遂趁機揩油。王鐸覺得為難,高弘圖(卒於1645)勸他不要因此得罪他們。在清初,王鐸為大學士洪承疇畫墨竹大幅,也稱「亨九相公命寫」。[54]當然,「命書」有時也可能只是王鐸對待朋友的一種敬辭。[55]一些傾心於王鐸書法的人,還透過王鐸的密友輾轉向他求書。如〈臨王羲之永嘉、敬豫帖〉軸,是一位叫湘渚的人委託他的好友張鏡心(1590-1656)所求。[56](圖6)〈黼臣文語〉則是友人李廬龕代黼臣先生所索。[57]〈五言律詩卷〉,是宙泉先生透過河內縣令王漢(卒于1643)向他求書。[58]與其說王鐸應酬的是那些陌生人,不如說是那些作為中間人的友人。

值得一提的是,王鐸應人之求,往往由對方準備紙、絹或是綾。即便是老友也不例外,王鐸很多信劄與題跋都提到書寫材料的提供:
 

〈與張老年翁劄〉:足下傔來剖綾,書為二卷。[59]

〈與人劄〉:來絹書〈同子房公枋口之作〉求教,縷縷晤布,不一。[60]

〈與人劄〉:委書之綾,明正付大年兄可也。[61]

〈臨淳化閣帖〉跋:岩犖戴先生(戴明說)過我茅舍,以良紙求書,為之摹古。[62]

〈臨張芝、崔瑗等卷〉跋:辛卯二月十八日,玉調親家(張鼎延)攜卷求書。[63]
 

從上引材料可知,索書人在求書的同時,便將所需綾、絹、紙等書寫材料奉上。王鐸大量書寫與應酬,材料消耗之大自不難想見,由索書人提供材料亦在情理之中。[64]

上述的書法應酬,沒有明確的經濟目標,但可視為王鐸一種長遠的投資。作為高雅而受歡迎的禮物,王鐸的書法成為建立與維繫現實人脈的一個重要中介。廣泛的人脈,對於王鐸而言,意味著潛在的資源,這些資源在特定的情形下,會轉化為現實的利益,不惟宦途的幫襯,家族事務的庇護,也有心靈的溝通與同情。書法酬贈可以說是王鐸獨特而有效的積聚人脈的方式。

三、  王鐸對於書法應酬的態度

王鐸雖聲稱「平生倔強不輕書」,[65]但顧復《平生壯觀》記其崇禎末年(1642-1644)避難蘇州時,「最喜與人作書」。[66]弘光時期(1644-1645)的同僚李清(1602-1683)記載王鐸為人頗有性情,與人談詩一時興起,便「接膊揮毫」,即使是兒童輿卒請索,也欣欣然為之書。[67]順治初年,桐城詩人陳焯(1652年進士)借居京中牛符卿「閑園」,王鐸時常過訪談詩,縱論古今,多有同感。陳出酒脯佐談,並乞王鐸書畫,王鐸「不少難,且談且應之。笑謂曰:『吾之書,卿之詩文,自今交,相質無吝惜也。』」所以陳焯得王鐸筆墨甚多。[68]王鐸摯友李化熙(1594-1669)的一個朋友篁庵,欲設宴求王鐸作書,王鐸請李氏轉告說,不必大擺筵席,只需備得好茶,招歌人鄭二水前來助興,自樂意為之濡墨作書。[69]在王鐸晚年,很多大賈花了重金卻乞書不得,便預購千尺綾綃,等到王鐸過市時,留其酒肆之中,「公則掀髯就醉,取筆大書,不問客主禮。」[70]這則記載或許有些誇張,但無非是為了說明,王鐸雖自重其書,但並非只認孔方兄,時常顯現出豪縱率真的性情。

王鐸一生作書極多,即使從流傳今日的作品來看,有一日數件,亦有連續數日皆有作品的,這在古代書家中相當罕見。[71]崇禎辛未(1631)九月初四日夜,王鐸在給友人寇葵衷的信中,頗為無奈地說:「弟晝應俗務,不啻驛驔狂象,燈下抖擻石腸鐵脊,料理書障,啗飯屙矢,作無益生涯。」[72]應人求索,使得王鐸夜不得暇,成為其日常生活中一項繁重的事務。雖然書法對於王鐸的生活改善與人脈網絡的建設和維持,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大量應索——尤其是在被人百般催逼的情形下,王鐸不免生出身體與心靈的雙重苦惱:
 

〈梨花行並序〉:一字五籲十酸痛,指輕毫滑體瘦濯。氣噎眼昏壁模糊,懷抱強寫不能盡。[73]

〈求書帖〉:至今畫書作文積之如山陵,反生諸苦,矧勞心、疲力、耗日,持去皆為幻夢。親家覯之可噱。此公促之急,如此舉動,猶然索我邯鄲夢中矣。盧生有唇,何以寘對?[74]
 

面對大量的求索,王鐸有時採取謝絕部分求索的方式來減輕負擔,在寫給一位叫靜淵的友人的信中,王鐸說:「僕十指止可補履,而委填山積,……僕方在隘窘之中,是以受半不受半,願足下原之。」[75]他只接受了這位友人提出的應酬任務的一半。有時,他則請求友人寬限交作品的日期:
 

〈與經碧劄〉:僕老惛體,淋前血後,疲於應酬,尊翁委文寬政,莫相急也。[76]

〈與人劄〉:賤體發汗,不能久坐,輒就褥,精氣不給於用也。冊葉稍寬政,體快之時,乘興當報命耳。[77]

〈答石愚〉:足下何過采僕春華耶?惟予以寬期,否則腕脫矣。[78]

〈答八公〉:僕八口皆病,藥術之氣滿室,其尚寬之。[79]
 

上述拒絕部分索求和請求寬限的做法,有著保證作品達到一定藝術品質的考慮。杜甫(712-770)〈戲題王宰山水圖歌〉云:「能事不受相促迫,始為王宰留真跡。」是說書畫乃寄興之雅事,若受到催促,從事者心緒不能佳,作品亦必不能佳。從以上所舉數則材料來看,王鐸感到應酬之苦是多方面的,為人寫字勞心、耗時、費力,以至「腕脫」、「氣噎眼昏」、「精氣不給於用」,有「過采春華」之感。此外,他還時常受到索書人的催逼,這更加深了上述諸般痛苦的感受。在〈求書帖〉中,王鐸以湯顯祖(1550-1616)《邯鄲夢》中的盧生自比,某公的促迫令他美夢破滅,而領略到應酬的無聊。王鐸的厭煩與怨恨由此亦可想而知。(圖7)

順治己丑(1649)七月,王鐸在為三弟所作〈山水扇面〉的跋語中說:「寫字與畫,鮮有深於此中者,終日勞勞,徒為不知己者作此伎倆,不如飲醇酒,高臥南軒齁睡之為愉也。」[80]外行不能看出他的書畫的好處,他們之所以索求,乃因其書名,而缺乏對他真正的理解與敬重,這或許是王鐸厭倦應酬的更為深層的原因。對於一位書畫家而言,只有在應酬品味接近的索書(或命書)人時,才會更為鄭重,也更有情趣。如王鐸為密訓禪師作〈山水圖軸〉,是因為「其知畫之一道,故畫,不然對石說法,不知能點頭否」。[81]相反,為外行作書作畫則無異於對牛彈琴,索然無味。如若索書(畫)人以聲勢相逼,卻絲毫不能領略「己心」,那麼自己的創作如同「對枕上囈人細細說夢」,空自勞神。[82]

儘管有種種厭煩情緒,但王鐸並沒有以胡亂塗抹打發索書人。比如,他的傳世作品中幾乎沒有相同的內容,這說明他雖疲於酬應,卻沒有簡單重複自我的惰性。[83]又如,他的應酬作品在文本上不無紕漏,如出現脫字,發現之後再進行增補的情況就很常見,[84]他甚至將應酬對象的名字與所在地都寫錯,但就書法而言,這些作品卻很少聊爾任筆,粗製濫造。如〈文吉文語〉(圖8)乃為臨漳縣令張爾忠(1631年進士)祝壽所書的一件應酬作品,王鐸其時並不認識對方,從「天石屢詡之」可知,友人張若麒(1631年進士)是求書的中介人。[85]此作起首,王鐸將張氏作令的地方寫成了陝西漢陰,後點去重書「二東」(即山西臨漳)。落款部分「弗」字之後脫「如」字,在末尾補書。從「冬夜率奉」可知,王鐸對於這段文字並未精心構思,但此作用筆厚重周到,篇章犁然有度。另一件崇禎庚辰(1640)上元日為朱援所書〈予聞文語〉立軸,(圖9)由王鐸同年進士南居仁代為請索,[86]這件作品的第四個字,也就是其人的名字「瑗」,王鐸寫成了「援」,後來應該是在南氏的提醒下,王鐸點去了這個字,在作品的末尾重書「瑗」。雖說文本的錯誤非常荒唐,但這件作品卻一直被研究者視為王鐸此一時期的代表作。這和傅山帶有報復心理的胡亂應酬有大不相同。[87]即使能夠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王鐸也沒有韓信將兵的心理,對於出手的作品,他的內心應有一個基本標準,這個標準築基於對於自己在書法史上的定位。王鐸是有雄心和歷史意識的書家,他一定知道,「好書數行」不僅關係到功力錘煉與風格塑造,[88]也必然仰仗於進入傳播的作品的整體水準。

四、  觀看——表演:特定應酬場合王鐸的書寫狀態

在研究王鐸應酬書法時,我們發現他的書寫狀態大不相同。有時,他在相當閒暇的情形下為友人創作,如崇禎四年(1631)十一月初六,他與同年進士黃元功(字伯謙)半日閑晤,為臨《蘭亭序》,自謂享福清事。[89]又如順治辛卯(1651)人日,他在三弟家中杜門謝客,為老友李際期(1640年進士)作行書詩卷。[90]但更多的時候,應酬總是與匆遽聯繫在一起。如天啟四年(1624)暮春,同年進士何閎中遠寄綾卷索書,其時王鐸「治裝,刻下起行」,匆促之中,呼書奴立而竣之。[91]有時他正在書寫應酬作品,卻又為其他的事情打斷,崇禎十二年(1639)六月,王鐸在為張縉彥之父書寫祝壽詩卷時,「濡墨方書,事輒至,書數字,輟筆不得書。」[92]還有一些應酬作品,是王鐸在極為疲勞的狀態下完成的。如崇禎辛未(1631)九月初四日,在寫給友人寇葵衷的信中,王鐸提及「真定攜來扇貳三數,著鴻俱載而南」,創作這些扇面時,王鐸頹唐之極。[93](圖10)即使是病中,王鐸有時也不得不勉爾酬應。[94]

這些匆遽、疲憊或是病痛中的應酬書寫,自然很難是藝術上的上乘之作。但是,王鐸在特定應酬場合下的創作,卻與此大相逕庭。

對於應酬,王鐸其實並不一概感到厭煩,完全視對象而言。說起來,他嚮往「讀盡世間書,多置古法書、名畫、商周彝敦,而婆娑吟詠其間,罷一切征逐、宴會、竿牘、居間諸鄙事」,[95]但每逢朋友聚會,他總是表現得「談宴無倦色」,[96]且時常乘興揮毫。宋起鳳(約1653年前後在世)記載王鐸過訪牛符卿閑園,「科首蘿石之下,多乘興為書畫或詩歌,輒流連入夜乃返」。[97]王鐸「乘興」作書之觸媒有可能是舒適的天氣、精美的文房,但更重要的是友朋的圍觀與交流。雖然王鐸對於外行以利益面逼其創作書畫異常反感,但在知己——那些懂行的友人面前,他時有「偶然欲書」的衝動,傾力揮灑而不知疲倦。順治丙戌(1646)春,王鐸在陰潤(1634年進士)齋中與友人雅集,連續書寫十餘幀作品,自覺頗為爽豁。[98](圖11)又如順治辛卯(1651)正月,王鐸老病初癒,過訪蔡總戎,蔡府「圖書滿架,左醑右胾」,又遇倪嘉慶(1622年進士)、蘇京(1637年進士)、霍達(1631年進士)等好友,是時春雪昭融,發人意興,王鐸濡墨作書,樂此不疲。[99]

友人圍觀是一個特定的應酬環境,王鐸入仕之後的一些作品開始記錄這些圍觀者的姓字,如天啟五年(1625)孟冬深夜,王鐸酒後為友人焦源溥(1613年進士)草書〈杜甫詩卷〉,韓官岑、南居仁、溫令恕、余儼等友人圍觀。[100]這種記錄在入清以後的作品中更為常見,如順治丁亥(1647)八月初五日,王鐸為友人孫昌齡臨〈顏真卿一行帖〉時,羅國士(1637年進士)、薛所蘊(1600-1667)等友人在側。[101]順治六年(1649)七月十三日,王鐸在友人漆水的齋中為草書〈自作詩卷〉,黨崇雅(卒於1664,1625年進士)、郭萬象等人在旁。[102]順治七年(1650)五月廿日,王鐸在陸舫為其主人丁耀亢草書〈題野鶴陸舫齋十首〉長卷,法若真(1613-1696)、李茂卿、汪度等友人圍觀。[103](圖12)對於觀看者姓字不厭其煩的記錄,或許並非出於補足紙綾空白的目的,這些名字很可能因王鐸的作品流傳後世,故爾對於觀賞者而言,王鐸的記錄不啻為蓄意的酬酢方式之一。

對於特定應酬環境下的書寫狀態,王鐸常常以張旭(700-750)自比,儘管在其他場合,他痛斥張旭、懷素(生於737)皆為「野道」,不值一哂。[104]〈與魯齋飲惕庵軒,予作書畫〉云:「是日我則磨墨大叫蜚龍蛇,書罷寫竹自矜誇。……顛狂張旭以頭濡墨,豪放思無涯。」[105]又,〈樓南日中繞屏障諸君痛飲歌〉云:
 

己丑明年,二月三月近……求書展卷喜漏痕,伸眉不肯逢當世。曹文高歌助酒徒,頭髮濡墨為酣呼。眼底鯤池淩天壤,胸中雲夢吞江湖。興來塗抹真狂客,前生安知非仙籍。[106]
 

李肇(約813前後在世)曾經記載:「(張)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揾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107]王鐸二詩都特別提到張旭以頭濡墨這則典故,可見他對於自己酒宴上類似的表演頗為自得。酒酣之際是對自我的超脫,不可抑制的狂熱和迷離交織在一起,因擺脫了與現實的聯繫往往產生出絕妙而神奇的思想,並獲得一種自我延伸的體驗。王鐸這種迷狂的狀態,除了酒,亦得力於音樂的刺激。觀看演劇是明末清初文人生活中的重要消遣,而晚年的王鐸對此似乎尤為嗜好。[108]歌姬環繞,頗能激起王鐸作書的興致,在一件〈辛卯仲春文語〉軸中,王鐸曾這樣寫道:
 

辛卯(1651)仲春,燭煌星晦,左攜勝友,環以歌姬,逸興遄發,墨瀋淋漓,勃然書此。蒼頭催去輪返廬,豈知老夫意趣迨暢適處,即在城市,何異吾家濦水緱磵間也。僕夫何知乎?[109](圖13)
 

在一個仲春的夜晚,與好友相聚,又有歌人相伴,王鐸樂於盡情揮灑。但僕人不懂得他的情趣,不斷催促他回家,令他心生懊惱。這和前文所說的應酬之苦形成了何等鮮明的對比?宋起鳳《稗說》記載,王鐸作書時,「數令善歌者喁喁座次,而身和之。且和且書,佐以詩文及古今韻事謔語,倦而後已。」[110]王鐸在這樣的環境下作書,時常以身體的動態語言來回應歌者的節律,創作過程中的身體介入使之更具觀賞性。這與古代的卷冊書寫止於書齋、止於指掌的局部運功、止於自娛,劃出了一道鴻溝。正因為如此,王鐸的書法表演更具有現代意義上的藝術活動的效應。

從某種程度上說,王鐸非凡的現場發揮,依賴於觀眾的互動。觀賞的人群是王鐸藝術創作重要的環境因素。王鐸的表演,不僅與觀眾分享他的作品,也分享書寫的過程。他那氣吞萬里的創作狀態與高超的創作技巧,給圍觀的友人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錢謙益(1582-1664)為作墓誌銘,稱其「興酣筆落,潑墨濡袖,蠅頭細書,擘窠狂草,風雨發作於行間,鬼神役使其指臂」。[111]薛所蘊〈觀王尚書運筆歌〉描述王鐸此時「運腕如運電,使筆如使劍,仿佛千軍萬騎角逐,忽然一道太阿光芒從中現」,在成堆的吳江綾、宣德紙面前,他興奮得攘臂大叫:「興至矣,勃勃操觚烏可已?」這股不可遏止的作書之興,轉眼之間化為筆底的噴薄風雨,絹素好似楮葉,淅瀝之聲四起。[112]錢、薛二人是王鐸的摯友,他們所記載的是觀看王鐸應酬書寫時的神奇感受,這也充分說明了王鐸對於環境的駕馭能力。

除了感情、品味上的親近感與接近性,友人的圍觀、鼓舞與心理預期,對於王鐸創造力的激發亦起到積極作用。清初名儒田蘭芳回憶自己還是童子時,在外祖座上觀看王鐸作書。當日,外祖家聚集了名公五六輩,王鐸「酒酣而起,狂叫四顧,呼青衣為墨,盤礴疾書,腕動勢若飛舞。觀者從旁鼓譟,公意氣豪邁,墨瀋淋漓,頃刻已完數紙,擲筆舉觴,如長鯨之吸川。僮僕咸吒為神」。[113]能令觀眾吒以為「神」的,首先是王鐸令人驚奇的書寫速度。書寫動作的快速切換,以及相應的筆墨呈現,無疑更能刺激觀眾的視覺。正如唐代草書家張旭、懷素,他們「揮毫落紙如雲煙」的迅疾揮灑,與觀眾的「滿座失聲看不及」形成了緊張而刺激的互動關係。[114]前引三則材料,也都注意到王鐸書寫的迅速,他們將之作為藝術家造詣的一個標誌——它既是長期實踐的結果,同時也是卓越才情的表現。[115]顯然,在友人聚會的環境中,大幅行草無疑是最具表演性、最能調動觀眾情緒的樣式與書體。[116]王鐸曾向友人胡世安(1593­-1663)提及對於自己應酬草書的珍重,以防止他人按他創作一幅作品的時間來判斷其價值。[117]除此之外,能讓觀眾覺得「神」的,必定還有創作過程中展現出的令人意外的視覺趣味。一種意料之中的書寫,很難滿足觀眾的心理預期,也就很難持續吸引觀眾的參與。觀眾不斷被吸引,緣於創作活動魔力般的生動性,它必然要求書寫者不斷展現奇特而令人不可思議的形式。

雖說王鐸很喜歡在友人圍觀的環境下揮毫,但有時也會落荒而逃,〈奉龔孝升書卷〉云:
 

辛卯二月,過龔公孝升齋,同北海、雲生談詩,披少陵卷。龔公曰,其書數行。時彥甫十指壓紙,墨調氣和,恨吾老病,兼以數夜勞頓,女郎按箏吳歈,不放王癡出門,至臂痛髀軟,作吼豹聲,始得間奔入轎子中,而已晃然出扶桑矣。為告龔公曰,吾疲,龔公豈不首肯,豈不首肯?王鐸率筆奉孝翁社長。[118](圖14)
 

對於這段文字,不同的讀者也許會有不同的理解,[119]但是筆者以為,儘管當日在龔鼎孳(1615-1673)家,有談詩的好友在前,又「墨調氣和」,還有女郎「按箏吳歈」助興,但大量書寫——或許是通宵的:「日晃然出扶桑矣」——讓王鐸感到十分疲乏,之所以「臂痛髀軟」,是因為王鐸一直站立書寫。長時間的站立書寫,是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它要求一個書家有相當的體力保證。我們注意到,時人在談論王鐸的書寫表演時,對於他的飲食多所留意。如宋起鳳說:「已進酒,不再行。即呼食具,性喜啖麰麥,最嗜北地桃花冷淘與新韭粉餌雜醯蒜,立可盡。釜鬲稍選,就弄杯勺聽歌,街鼓動,方罷去。」[120]汪懋麟也說:「竊聞其飲啖過人,善肉食,每飯數升,雜餺飥數十,甫畢,與他宴會,復盡食無餘。飽後作書尤氣力,盡數十百紙,不倦也。」[121]「飽後作書尤氣力」,也許是書齋獨自揮毫無法體驗的,但絕對是王鐸應對現場高強度應酬的生動寫照。

五、  對觀眾的回應:王鐸在表演性書寫中的造勢

「觀看」的傳統,可以上溯漢代師宜官酒店書壁,六朝及唐代的屏風書,以及盛唐張旭、懷素的狂草書。尤其是唐人的狂草表演,既是對自我藝術創造力的充分自信,也藉此迅速擴大了藝術聲名在當代的傳播。無數的歌贊說明表演性書寫在唐代所受到的歡迎與禮遇。然而北宋以還,這種圍觀—表演的創作方式式微,即使是明中期聲譽至隆的草書家祝允明(1460-1527),史籍中亦未留下任何類似的記載。王鐸雖認為張旭、懷素的作品不足師法,但他卻在不自覺中重現了這一傳統。

值得重視的是,晚明書作以立軸與高卷為主,其尺幅比前代有極大拓展,書寫手法本身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在晚明社會追逐視覺刺激的新的文化背景之下,如何營造篇章的整體氣氛,亦對藝術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同樣是公眾場合的表演,張旭、懷素雖有超常的筆墨表現,但本質上仍然是一種精巧的書寫。唐人孫過庭(648-703)《書譜》說:「一點為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122]這句話完整揭示了晉唐書法用筆、取勢與結構、篇章之間所隱含的必然關係。換言之,有什麼樣的用筆與取勢,就必然會產生相應的結構與章法。「纖微向背,毫髮生死」,正是對於古典書法精巧趣味的生動描繪。但這樣的「必然」在王鐸具有表演性的作品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意識的「造勢」:通過對粗細、大小、正側、方圓、輕重、虛實等種種視覺元素的對比運用,製造強大的視覺衝擊力,以饜足和挑戰觀眾對於作品形式的心理預期。

總體上看,王鐸的作品在用筆、取勢與結構章法上都有一些新的特點。如用筆更強調擒縱變化,時而緊縮,時而流蕩,開闔之際,有「大珠小珠落玉盤」之趣,觀眾的情緒亦在緊張與放鬆之間不斷轉換。王鐸用筆並不講求一味圓淨,有些筆鋒是從空中重重砸向紙面,當墨色濃重時,點畫的輪廓顯得渾圓,而當墨量不足時,其邊緣則顯得相當毛糙。即使是對於破鋒,王鐸也從不規避,他通過頓挫與使轉,取得散而復斂、散而能圓的效果,不僅沒有狼狽紛冗的弊病,反而使他的用筆顯得更為豐富而有神采。普林斯頓大學藏王鐸為召六所臨〈王羲之草書〉立軸,(圖15)是王鐸崇禎癸未(1643)六月避難蘇州時的一件應酬之作,款識云:「癸未六月,晤召六于南園,次日復至西閘求書,其好文墨如斯,可嘉也。」很顯然,這件作品是對客即席所書。第一行從「即」至「書」,連續書寫了七字,顯然,當寫到「興」字時,筆鋒多次散開,但王鐸並未重新換墨,而是通過緩慢的調整,神奇地取得散而復聚的效果。整幅最後的「霜」字,又一次上演了筆鋒散亂而又起死回生的絕技。

在取勢上,王鐸的草書作品往往追求整體的連綿,這既是速度的象徵,也是整體感的一個體現。但是,我們注意到,他的一些作品在重新起筆時,經常從上字收筆處出發,看上去筆跡是連續的,而筆勢卻未必上下相關。崇禎癸未(1643)六月為驚壇詞丈所臨〈王獻之豹奴等帖軸〉,[123]通篇有大量連綿,但細審之下,「唯」、「書」、第二個「辨」、「人」、「往」、「就」等字與上字的連屬,皆為重新起筆時蓄意製造連綿的錯覺。(圖16)而在行書作品中,則經常出現突兀的點畫與驟然的走勢變化。崇禎乙亥(1635)八月,王鐸為皓老先生臨徐嶠之〈春首帖〉立軸,[124]第二行下部的「都」字,末筆以一個出人意料的角度向左下斜出,改變了作品下部整體平穩的格局,這一有意為之的變動,雖不是「因勢利導」,但打破了篇章整體的順暢流利,產生一種執拗的生趣。(圖17)這兩件應酬作品雖未記載其創作的場合,但根據其章法特點,當為兩人牽拽綾素,王鐸懸空所書。也就是說,王鐸書寫時有觀眾在側。[125]熊文舉(1595-1668)在評論王鐸書法時曾說:「太史書出入變化,……至神鋒陡健,如太華削成四面,無面不奇。」[126]這種具有偶然性的「神鋒陡健」,也許不合常情,但在應酬場合中,頗能調動觀者的緊張感與觀賞的興味。

王鐸作品的結構與篇章體現為一種匠心,而不是隨著書寫的不斷推進而自然展開的。單行總是表現為左右騰挪或是傾斜,主軸線顯得並不穩定,同時字形大小、輕重有較大幅度的變化,這些對於篇章節奏的形成都起到重要作用。而與王鐸同時的書家如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等人的作品,雖也通過點畫的伸縮來暗示一種節奏感,但篇章的主軸線則基本垂直。前面曾經討論的王鐸臨〈王羲之草書〉立軸,第二行「可」字收筆以一個大幅度的使轉將人們的視覺一下子拉到主軸線的左方,此行的字漸寫漸大,「滯」字末筆長而直的豎畫則將力量感奏至最強音,同時將我們的視覺又拉回主軸線。與這種強烈的變換不同,左側一行起首五字都是幅度極小的使轉,直到「悉」字末筆的舒展,兩行一放一收,相得益彰。又如順治丙戌(1646)三月夜,王鐸在與戴明說、二弟王鏞等人聚觀〈大觀帖〉,一時興起草書〈杜甫詩卷〉,[127](圖18)圖示局部,但凡上下結構的字,兩個部分多左右錯位,如「葉」、「黃」、「聲」,有些則在相鄰字之間作左右錯位,如「山、木」、「渡、寒」等,這造成了主軸線的動盪感。第四行從「寺」至「寒」的上部,連續向右傾斜,但「寒」的末筆,通過一個小角度的左傾,調整了整行的走向。此作起首四行更刻意製造輕重大小的反差,第一、三行墨色濃重,字徑也相對較大,而第二、四行則相反,第三行的「蟬聲」二字,明顯超出一般字徑的大小,在左右兩行輕描淡寫的夾裹下,顯得尤為突出。與此相應的是,一、三行諸字之間有斷割,而二、四行則都是一筆連綿,鉤鎖連環。這種對篇章與結構繁複奇險的追求,與他在繪畫上崇尚「疊巒詭嶂」如出一轍。[128]

王鐸表演性書寫中的造勢,最為突出地體現在他的用墨上。將墨法作為創作的主要手段,在前代與同時書家中都相當少見。[129]清初學者彭孫貽(1615-1673)〈王學士草書歌〉中描述了一個相當滑稽的場面:
 

客言王學士,墨瀋常自隨,若逢知己徒,心手豈告疲。酒酣對客揮巨管,十丈吳綾照墨池。旋風滿堂入腕疾,謖謖聲動吳蠶絲。磨墨小奚僵欲倒,學士迅掃烏容遲。興酣絕呌墨汙袖,顧問傍人那得知。[130]
 

王鐸出門時常自帶墨丸,酒間遇到知己,便乘興對客揮毫。應酬作品往往是大幅,毛筆也很大,耗墨之巨可想而知。磨墨的男僕(亦稱小奚奴、小傒)疲憊不堪,他甚至因機械勞作而全身發僵,幾欲僕倒。王鐸作書喜蘸飽墨,[131]下筆略有遲疑,墨瀋便會淋灑在綾素上;有時綾素吸墨快,則造成漲墨;有時筆中墨已逼盡而書寫速度又十分迅疾,又造成大量飛白。如前文提到的〈辛卯一月文語〉立軸,乃王鐸與一班好友相聚時所書,(圖19)王鐸刻意強化漲墨與枯筆的對比,強烈而迅疾轉換的虛實變化,表明王鐸此時並不追求流暢倜儻的視覺旨趣。因為綾子吸墨較快,或者因為王鐸所用的毛筆不能充分蓄墨,第二行與第三行的首字「圖」、「春」,在單字中就出現了濃枯、輕重的差異,表現出一種怪異而突兀的視覺趣味。又如順治庚寅(1650)七月在孫承澤(1594-1676)家的一次聚會上,王鐸為沈石友作草書〈自作詩卷〉,[132](圖20)局部所示起碼有十個字表現為漲墨,外輪廓含糊不清,但點畫的本來痕跡又清晰可見。這種奇異的視覺效果與大量枯筆又形成強烈的對比。值得注意的是,王鐸的漲墨字,通常字形較小,而運用枯筆則字形往往偏大。單字重而小、輕而大,造成作品篇章強烈的虛實對比。

如同彭孫貽所說的那樣,因為墨飽而濕,王鐸在揮掃之際常常弄髒自己的衣袖,[133]同時也使畫面變得相當「邋遢」。王鐸為沈石友草書〈自作詩卷〉,除了前述濃枯強烈的對比之外,時見淋灑於綾上的墨點,和因衣袖碰到畫面所形成的塗抹痕跡。在1642年秋日所臨〈王羲之尚停帖軸〉中,這樣的墨點、擦痕也隨處可見。[134](圖21)這種毫無機心的偶然的墨色效果增加了作品殘缺與未完成的意味,[135]而在巨軸與高卷的創作中,能夠吸引觀眾的,恰恰是刺激的對比與因陌生而造成的新鮮感,而不是完美的程度。

汪懋麟(1640-1688)雖未及親見王鐸作書,但從他的作品中想見其「據案灑墨時,墨痕汙衫褎,淋漓紙上」。[136]可知墨瀋淋漓並污穢畫面是人們對於王鐸書法作品的一個重要印象。汪氏的猜測,後一半是正確的,但王鐸作書往往並不「據案」,而是懸空的。宋起鳳〈王文安書畫〉記載:
 

往見王文安公作書,科首,衣短後衣,不據案。兩奴張絹素,曳而懸書,書不任指,而任腕。必興會至始為之。雖束綃立掃盡。[137]
 

宋起鳳曾目睹王鐸作書,其情形是懸空運腕,絹素則由兩人牽拽。殊為有趣的是,王鐸作書時還要穿特製的短衣服,以免碰到字幅(即便如此,他的袖子卻不能保證不與紙面發生摩擦)。因為懸書,一旦二人牽持的力度有所不均,則綾絹必不能平衡,從而導致未能及時滲化的墨在畫面上流動。崇禎庚辰(1640)正月為友人黃培(字孟堅)所書〈洛州香山作〉,[138]第一、二行之間,出現三處墨瀋橫流的情形,從痕跡的粗細來看,都是由右向左流出;(圖22)前面提到的〈辛卯一月文語〉立軸,第一行的「過」與第二行並列的「遇」字,皆為重新換墨落筆,兩字之間的一道橫線,則是墨瀋由左向右的流淌。這種橫流的發生,很可能與牽曳綾素的人左右拉力不均勻造成的傾斜有關。

顯然,王鐸並不認為畫面因墨瀋的暈化甚至汙漫而顯得失敗,他不僅沒有銷毀這些作品,反而將它們贈送給友人。王鐸在〈贈湯若望詩冊〉後的跋文中說自己用墨「不嘉」,聯繫到作品中墨的滲化,很容易被認為王鐸不滿意於大量的漲墨,但實際情形或許並非如此。[139](圖23)墨瀋的淋灑、漲、枯,乃至汙損畫面等等,與王鐸揮毫的狀態有關,同時也是他有意識的追求。他的墨法,構築了作品總體上的體量感與節奏感,以及元氣淋漓、含混恣肆、偶然性等風格基調,強化了作品的視覺衝擊力。[140]

王鐸的種種造勢手段,起初很可能產生於圍觀—表演的應酬場合,體現於他的應酬作品之中,但後來逐漸演變為其日常書寫的慣用手法。當然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這些手法也運用於日常書寫中,但在應酬場合表現得更為集中與突出。[141]

六、 應酬書寫與作品的品質

白謙慎在研究傅山應酬書法時,所引用的龔繼遂英文文章標題是“Yingchouhua: A Study of Gift Painting”,[142]在這裏龔氏將應酬畫當作「禮品畫」(gift painting),兩者相通,可以交替使用,在用英文寫作時,「禮品畫」是為了說明「應酬畫」的性質。但在中文語境中,「禮品畫」是個比較中性的說法,而相比之下,「應酬」則可能暗含著創作態度的敷衍與作品品質的粗糙,容易引起人們「潦草應付」、「糊塗亂抹」、「不負責任」等種種負面的聯想。

事實上,在一個藝術家實際的創作情境中,自娛的或為家人創作的作品不一定就是佳作,而應酬的作品未必都是劣作。明代正德(1506-1521)以來的藝術史中,沈周(1427-1509)、文徵明、仇英(約1509-1551)等人的精彩之作往往就是應酬之作。[143]就王鐸個案而言,這種情形也許更為顯著,他的許多精彩之作——那些常常被研究者作為他的代表作所援引的——常常是應酬作品,而不是自娛的或為家人收藏所創作的作品。

在王鐸的傳世作品中,有一部分從題跋可知其創作純為自娛,不存在任何應酬之目的。如崇禎己卯(1639)正月二十一日,王鐸因思念故鄉孟津崝嶸山,作〈家山臥遊圖〉寄興,希望觀者從中窺知他的一片「山心」。[144]又如順治丙戌(1646)八月初二日,因沒有俗事打擾,他臨寫〈汝帖魏晉人體〉,共計十五幀。[145]這些作品的創作狀態大多安閒而輕鬆。王鐸為家藏而創作的作品也是如此,如順治丁亥(1647)九月,在王鑨龍松館作〈山水扇面〉,跋語有「精心翰墨,以遠塵事,誠快快也」云云。[146]從一些為家人創作的書畫作品的題跋來看,王鐸完成的相當精心,希望子孫世代傳之。[147]

這些為家藏而作的作品,有時也因某種機緣而贈與友人。[148]王鐸〈西山臥遊圖〉題跋云:「此幅畫藏之八月餘,為家中物,掌雷能雄飲,喜甚,即命僕開篋分手相贈,聊當靈授雨山臥遊,可歟?……五十六歲,貌日臒,腕益無氣力,意興日衰,他日相遇山泉花木間,頭眼昏,未必能作此山水畫矣。奈何?」[149](圖25)這段跋文,意在告知受畫人傅維鱗(1646年進士,卒于1666),這件五十六歲時創作的作品乃家藏之物,其價值不同於一般的應酬作品,而且因為身體的緣故,將來也許不能再作這樣的畫。這個贈與行為因為題跋的補充說明,顯得格外有分量。

不僅王鐸自己在一些作品上特別註明為家藏而創作以示鄭重,清代收藏家在討論一件王鐸為三弟王鑨(1607-1671)所書的作品時,也曾指出其「特別經意」,「與尋常酬應之筆不同」。[150]言下之意是,王鐸家藏作品的水準與品質遠在應酬作品之上。

與對其家藏作品的肯定形成對比的是,對於王鐸的應酬作品,同時及後來學者多所非議。明末清初陝西學者王弘撰(1622-1702)順治辛卯(1651)曾與王鐸相見,他在〈王宗伯書〉中寫道:「(王鐸)奉命來祭華嶽,為賊所困,留滯華下,寫字頗多,蓋縱馳失晉人古雅遺則。……久之生厭。」他認為王鐸的應酬作品縱馳失度,而有惡趣,是書品與人品相表裡的明證。[151]王鐸崇禎末年避難蘇州時,常以書作酬應當地人,但蘇州人嘲笑其「字中有面,詩中有蔥」,大有輕視之意。清初詩人曹寅(1658-1712)曾為他辯護說:「世所見者多末路應酬無聊之作……實不然也。」[152]他認為對於王鐸的作品要區別對待,不能以應酬之作概其水準。無論是非議者還是辯護者,對於王鐸「應酬」書作的不盡如人意,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很顯然,在一般人看來,藝術家對於創作的認真態度與其作品的品質必有內在的關聯。

如前所述,應酬活動對於一位藝術家而言,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它是藝術家獲得實際利益和構築人脈網路的有利手段,尤其當受書人整體處於一個較高的社會階層時,對於藝術家聲名的傳播與身份資本的積累,就顯得格外重要;但另一方面,大量的應酬,尤其是缺乏創作環境、條件與興味的應酬,因自覺不自覺的機械重複,容易造成作品的雷同、乏味與簡單化。

前文的研究表明,王鐸深知應酬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他所採取的態度是:對於難以在短時間內完成的應酬,往往要求延期,或是減少數量,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其書寫的整體品質與水準。不僅如此,我們還發現,王鐸不少精彩之作恰恰是在應酬場合創作的。愈是眾人——當然是王鐸認可的韻人——圍觀的環境下,王鐸就愈有書寫的欲望。迷狂與智力活動在此時巧妙結合,王鐸展現出高超的造勢能力與書寫技巧,不僅打動了當時的觀眾,也令今天的讀者心嚮往之。而這種狀態往往是靜謐的書齋中難以獲得的。順治辛卯(1651)二月王鐸為二弟王鏞行書〈送友人南行〉詩軸,(圖26)題跋明言「收藏室家」,且要求「勿示他客」,[153]沒有人會否認這件作品筆法精到,結字穩健,但缺少前述表演性書寫中對輕重、緩急、漲枯、動靜、正欹等種種視覺元素對比強烈的運用,也就難以給人視覺上的震撼。同樣,前文提到的王鐸自娛的臨帖作品〈汝帖魏晉人體軸〉也是如此,第二行中部的「遣」字雖可稱神來之筆,但通篇仍不免顯得單調。(圖27)它們都是王鐸的精心之作,卻不見得是王鐸最精彩的作品。

而在眾人圍觀的情境下為某一友人作書,雖然廣義上也屬應酬書法,但如果天氣適宜、筆墨稱手,王鐸有「偶然欲書」的衝動,觀看者又能激發自己的創作情緒,那麼這個環境,恰恰是「合」,而不是「乖」,與被人面逼酬應的情形是大相逕庭的。孫過庭在《書譜》中曾詳細討論書法創作的「五乖五合」,但對於每一位具體書家而言,乖合之際的情形可能更為複雜。正因為對於乖合之際判斷的困難,我們對於應酬作品的品質就不能一概而論。

本文的討論,並不表明所有書家都適應現場應酬表演,這與書家的創作傾向有很大關係。中國古代藝術創作中向來有兩種不同的神思觀,一種主張「絕慮凝神」,認為人在虛靜的情形下,神思自然來遊;[154]一種主張「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不平則鳴」。[155]王鐸的創作傾向顯然是後者的。如〈為友寫竹〉云:「我偶胸中有不平,憤懥勃然十指生。」[156]可知書畫創作實為王鐸內心不平之氣的盡情宣洩,他的這一傾向遙接唐代韓愈(768-824)——事實上,王鐸的文學觀念也受韓愈影響至大。[157]與之相應的是,王鐸的審美追求是雄闊博大,而非小巧精緻。如他為詩人喬缽作序云:「予實愛文衣詩,即謂予盡黜幽細而存粗猛,亦奚不可?」[158]在評論古代書畫家時,他也常常對那些具有雄闊氣象的作者表達敬意,而鄙視瑣小薄弱。他稱讚米芾書法氣雄度曠,「其佳處若拠泰山,觀滄海,濤光漭蕩,眼界一拓。」[159]認為關仝與范寬因「博大」而稱大家。[160]相反,松江派單薄,而倪瓚一流枯弱,都是王鐸所反對的「近習」。[161]對博大雄闊的膜拜與推舉,與王鐸「文以載道」的觀點是合轍的。[162]在他看來,單薄、嫩弱、瑣小、狹隘,是一種末世的衰頹氣象。在晚明動亂頻仍的社會情境下,欲求得世運的振起,必須在文藝上掃蕩衰頹的氣息。而王鐸這種追求雄闊的創作傾向因為能夠與眾人圍觀的環境相互激盪,往往創造出出人意表的傑作。

顯然,不同的創作傾向決定了書家對於環境的選擇與依賴,以優雅、溫和、寧靜為目的,必難以適合現場表演的環境;反之,書齋卻未必是最好的激發創作情緒的環境。上述王鐸應酬書法的種種特徵,成為我們研究中國書法史上的應酬現象時值得格外注意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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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中國南京藝術學院藝術學研究所 副教授
本文為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第十屆高等院校青年教師基金資助專案《王鐸與晚明書法》成果之一,編號:101100。本文充分吸納了諸位評審委員提出的修改意見,在此深表謝忱。

  1. 參見拙文,〈王鐸的生卒時間〉,《書法報》,2007年6月13日。
  2. 白謙慎,〈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上)〉,《故宮學術季刊》,第16卷第4期(1998年夏),頁95-133;〈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下)〉,《故宮學術季刊》,第17卷第1期(1998年秋),頁137-156。
  3. 何炎泉,〈張瑞圖(1570-1641)行草書風之形成與書法應酬〉,《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9期(2005年9月),頁134-136。
  4. 吳國豪,〈足下負書名,安能負書乎?——王鐸書法應酬研究〉,收入邱振中主編,《書法與中國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305-319。稍感遺憾的是,吳文所考察的,只是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5)所收錄的348作品,使用材料亦較為侷限。關於王鐸應酬書作的樣式、材料、內容與書體,拙文〈王鐸應酬書法 的統計研究〉有細緻的論述,見黃惇主編,《藝術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2輯,頁112-123。關於王鐸的「文語」,請參見拙文〈王鐸「文語」的文本與形式〉,《中國書法》,2010:1,頁42-47。
  5. 關於文徵明應酬活動的研究,主要有:Shih Shou-ch’ien, “Calligraphy as Gift: Wen Zhengming’s(1470-1559) Calligra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Soochow Literati Culture,” in Cary Y. Liu, Dora C.Y.Ching,and Judith G. Smith, eds., 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54-283; Craig Clunas, 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1470-1559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6. 白謙慎,〈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上)〉,頁110-111。

  7. 其中包括王鐸一部分繪畫作品,本文不另為表出,相關材料亦在文中加以利用。

  8. 彭而述,〈王覺斯先生集序〉,王鐸撰,《擬山園選集》文集,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第111冊,頁13-15。

  9. 沈周,〈題倪元鎮松亭山色圖〉,見郁逢慶,《書畫題跋記》,卷1,《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816冊,頁593。

  10.  王鐸,〈求書帖〉,見《琅華館帖》,收入村上三島編,《王鐸の書法》(東京:二玄社,1992),頁128-129。原石現藏河南省洛寧縣文物管理委員會。王鐸的抱怨還見諸〈跋絳帖〉,《擬山園選集》文集,卷38,頁444-445;崇禎辛巳(1641)九月書《文語軸》,佳士得2006年10月「曾經堂書畫藏品」專場拍賣會拍品。

  11. 王鐸,〈跋自畫山水小幅〉,《擬山園選集》文集,卷39,頁458。

  1. 王鐸,《擬山園選集》詩集(北京圖書館藏七十五卷本),七古卷4,頁1b-2a。

  2. 王鐸,《擬山園選集》詩集(北京圖書館藏七十五卷本),七古卷8,頁5b。

  3. 王鑨,《大愚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7輯第24冊,頁335。

  4. 王鐸,〈祭陳具茨母舅文〉,《擬山園選集》文集,卷73,頁841-842。

  5. 王鐸,〈與孟長〉,《擬山園選集》文集,卷52,頁592-593。信中提到自己「八十平分之再加一年」,可知是時王鐸41歲,即崇禎五年(1632),孟長為姚希孟字,姚時受貶南都。

  6. 《荒年志碑》記載崇十二至十七年(1639-1644)河南每年都有災害發生。瘟疫流行,死者大半。此碑1957年在河南省內黃縣發現。

  7. 王鐸,〈與荊岫楊老親翁書〉,見李鶴年纂集,《敬和堂藏帖》(清同治十年刻),卷7。又如〈絕糧帖〉云:「弟每逢絕糧,室人四詆。」前揭《琅華館帖》,頁126。在張瑞圖身上,這一情形也有發生。〈庚申(1620)除日讀何稚孝先生歲盡詩用韻有作〉:「年來筆劄詘資身,爆竹喧喧動四鄰。愧無好語謝交謫,猶有窮親訴涸鱗。」《白毫庵集》,雜篇卷2,《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142冊,頁616。

  8. 此時王鐸父母皆已去世,故〈白洋河錄〉沒有提及。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42,頁495。王鑨,〈聞覺斯長兄訃音,崩心裂肝,幾不欲生,越月未能搦管,悲慟之餘,以墨濡血,語無倫次,聊代廟中之哭八首〉其六有云:「朝夕追隨四十年。」此詩詳細記錄了明末動亂時舉家隨王鐸四處避難的情景。《大愚集》,七律卷21,頁248-249。

  9. 王鐸在明仕至禮部尚書,在弘光朝任次輔,入清任禮部侍郎,猶喋喋言貧困不休。如〈初夏月囊空偶識〉:「縱頒官米總參差。」見王鐸撰,《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律卷9,頁2713。明代官員薪俸低微,時人即有議論,如永樂時雙流知縣孔友諒曾說:「國朝制祿之典,視前代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見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164〈黃澤列傳附孔友諒列傳〉,頁4443。又如,萬曆時大學士于慎行對比前代俸祿後指出,「近代之俸可謂至薄矣。」見《穀山筆塵》(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06。清代學者趙翼嘗專論〈明官俸最薄〉,見《廿二史箚記校證》(王樹民校證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32,頁750-751。顧炎武則指出貪污與薄俸間的關聯:「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給俸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見《日知錄集釋》(黃汝成集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12〈俸祿〉,頁947。關於明代因官員俸祿微薄而導致吏治敗壞的討論,參見黃惠賢、陳鋒,《中國俸祿制度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頁399。前揭何炎泉文在討論官員俸祿低下的問題時,也引述了大量相關研究成果,見何炎泉,〈張瑞圖(1570-1641)行草書風之形成與書法應酬〉,頁134-135。

  10. 張瑞圖亦有類似情形,如林欲楫,〈張瑞圖暨王夫人墓誌銘〉云:「請乞者與,不擇人,而以充貧交之米鹽者居半。」又,張瑞圖《己丑(1625)除夕》云:「一囊當歲晏,百口仰儒冠。」見《白毫庵集》,雜篇卷2,頁606。詳何炎泉,〈張瑞圖(1570-1641)行草書風之形成與書法應酬〉,頁137。

  11. 王鐸,《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1,頁16b-17a。

  12. 王鐸在〈贈湯若望詩冊〉的跋文中提及自己「絕糧」的困境,此冊今藏美國舊金山市亞洲藝術博物館。參見黃一農,〈王鐸書贈湯若望詩翰研究——兼論清初貳臣與耶穌會士的交往〉,《故宮學術季刊》,第12卷第1期(1994年秋),頁10。
  13. 王鐸,〈絕糧帖〉,《琅華館帖》,頁126。
  14. 王鐸,〈桃花帖〉,《琅華館帖》,頁131。此劄收入王鐸撰,《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五十七,標題為〈與北海〉,頁649。北海為孫承澤號,文集誤。
  15. 王鐸撰,《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6,頁9a-9b。
  16. 在王鐸的詩文、信劄中,因米罄爨冷而遭家人交謫的訴說比比皆是。如〈與雲卿〉即有「寸衣斗米無遺」之句。見王鐸撰,《擬山園選集》文集,卷54,頁617。除了前述的家族負擔之外,喜好購求書籍、蓄藏書畫也是原因之一。僅以藏書而論,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經常要動用他的薪水。如〈贈濟源吳明自〉:「目前俸錢皆買書,妻子交謫來怒予。」《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2,頁16a-17a。〈匠先新造水亭〉:「新亭丁亥莫春初,俸外無錢尚買書。」《擬山園選集》詩集(臺北:學生書局,1985,以下未標明版本者,皆為此書),七律卷6,頁2571。〈纏綿〉:「囊炊陳米為饘粥,市買新書賴俸錢。」《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律卷8,頁2648-2649。
  17. 王鐸撰,《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律卷8,頁2684。
  18. 王鐸撰,《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5,頁19a-19b。
  19. 王鐸,〈初夏月囊空偶識〉:「入夏仍寒憐北地,青錢已盡始愁饑。……書客不來童僕疑。」王鐸撰,《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律卷9,頁2713。

  20. 王鐸撰,《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11,頁16a-17a。

  21. 王鐸,〈手稿〉(北京圖書館藏)。

  22. 王鐸,〈與荊坡老親翁書〉,《敬和堂藏帖》,卷7。信中提到的「二冊」,亦有可能是委託王鐸為他們的收藏題跋,即使如此,王鐸也應當從中獲取收入。

  23. 在王鐸的傳世作品中有三件為楊嗇庵所書。辛巳(1641)九月〈臨吾家獻之體〉、辛巳(1641)秋將近〈擬張旭帖〉,皆收入《延香館帖》(明崇禎間刻)。無紀年〈自書人不知等詩卷〉,北京榮寶齋藏,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114。

  24. 今藏日本。

  25.  收入村上三島編,《王鐸の書法》,卷篇一。

  26.  首都博物館藏,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343。

  27.  丁耀亢,〈王尚書祭告行至良鄉以字遺寄〉,見《陸舫紀年詩》,卷3,《丁野鶴先生遺稿六種》(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頁1b。

  28. 湘潭袁氏舊藏,見余紹宋主編,東南日報特種副刊《金石書畫》,第67期第2版(1937)。

  29. 王鐸,〈致冒襄劄〉,收入冒襄,《同人集》,卷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集部第385冊,頁140。

  30. 王鐸,〈上新橋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徐邦達,《徐邦達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第7冊著錄。

  31. 王鐸,為王思任書〈五言詩卷〉,臺北石頭書屋藏。此作沒有明顯的受書人,徐邦達先生嘗為此卷作跋,亦未提及此作是否為應酬作品。其實受書人的名字就隱藏在起首的小序部分。小序云:「蕪湖踞吳越上游,民力困於財富。遂兄往念哉。詩所未單,知必用乾以敬百姓也。」「遂兄」另起一行,可知為本卷的受書人,亦王鐸贈詩的對象。按,遂兄即王思任(1575-1646)。王思任字季重,號遂東,晚改號謔庵。山陰人(今浙江紹興)。王鐸此卷小序所述遂兄前往蕪湖,即王思任以南京工部主事榷蕪關一事。考王思任行跡,崇禎三年(1630)升國子助教,入京。崇禎四年(1631),以升南工部營繕司主事南下,並於次年前往蕪湖。崇禎己卯(1639)二月,時王鐸告假家居,王思任亦林下卜居。沒有任何資料表明王思任此時到過孟津,此卷很可能是王鐸寫寄思任者。為王雪癡書〈甕山峰上作扇面〉,安徽省博物館藏,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257。

  32.  王鐸,〈答湯陰蘇、董、魏諸丈〉,《王覺斯詩稿不分卷》(北京圖書館藏稿本)。

  33.  蘇州博物館編,《蘇州文物菁華》(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頁228-229。

  34.  遼寧省博物館藏,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267。

  35.  關於王鐸對地方官與清初新貴的書畫應酬,筆者有〈書法應酬與王鐸的人脈網路——以受書人中的河南地方官與清初新貴為例〉一文專門進行探討,將刊發於《清華學報》,2010年5月專刊一號。

  36. 李蛟禎,〈與王覺斯書〉,《增城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藏,尊經閣文庫影印明崇禎刊本複製
      本),卷19,頁9b-10a。

  37. 王鐸,〈臨淳化閣帖〉,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203;〈臨張芝、崔瑗等人帖〉,《琅華館帖》,冊篇,頁116;〈答秋濤〉,周在竣等輯,《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1,《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36冊,頁96;〈與薛君〉,王鐸撰,《擬山園選集》文集,卷54,頁618;〈與房海客〉,《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1,頁96。

  38. 祁彪佳,《棲北冗言》(壬申),見《祁彪佳日記》(紹興縣修志委員會校刊本,民國二十六年),頁11a。

  39. 王鐸,〈居都中西墅,又雪,時多載酒求書〉,《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律卷9,頁2745。

  40. 王鐸為長正臨〈琅華館信古擬帖〉,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148。

  41. 崇禎十六年(1643)六月,王鐸從南方返回河南老家的途中,與召六相識於南園,次日,召六趕到西閘向他求書。王鐸嘉其好學,為臨〈王羲之帖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附屬美術館藏。

  42. 談遷,《棗林雜俎》,卷2〈仁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3冊,頁278。

  43. 王鐸,〈亨九相公命寫墨竹大幅〉,《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12,頁9a-b。

  44. 王鐸,〈范子出子昂畫馬命即書〉,《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9,頁9a。在給友人李化熙的信中,亦有「足下命僕作書」云云。見《二十帖》(清順治六年李化熙刻)。

  45. 美國藏,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42。

  46. 遼寧省博物館藏,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138。

  47. 瀚海2000千禧拍賣會拍品。

  48. 王無咎纂集,《擬山園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卷9,頁377。

  49. 王鐸,〈與雲岫劄〉,收入吳修纂集,《昭代名人尺牘》(杭州:西泠印社,光緒三十四年刻本),卷3。

  50. 浙江保利拍賣2008年3月四季拍賣會拍品。此作真贗可商,然內容無疑。

  51. 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203。

  52. 前揭《琅華館帖》,收入村上三島編,《王鐸の書法》,頁116。王鐸的河南同鄉周亮工(1612 -1672)屢求書畫,也都事先準備紙張與扇面。王鐸,〈集句一冊〉跋云:「舊有集唐飲酒截句四十首,值櫟翁出素幅索書,因憶錄其八。」《石渠寶笈》,卷11,《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4冊,頁304。〈山水扇頁〉跋云:「櫟園先生持素箑索畫,寫此奉贈。」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卷23著錄,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第11冊,頁615。

  53. 由索書者預備綾絹,在明代後期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胡維霖向董其昌索書,也由自己提供材料。〈謝董思白大宗伯〉云:「冒昧呈上素綾,倘不鄙而許可,將磨墨汁以供揮灑。」見《胡維霖集‧白雲洞匯稿》卷1,《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65冊,頁15。

  54. 王鐸,〈騎馬往薜蘿後齋晤戒庵〉,《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4,頁23a-23b。

  55. 顧復,《平生壯觀》,卷5,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4冊,頁940。

  56. 李清,《三垣筆記》(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顧思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下「弘光」,頁119。

  57. 宋起鳳,《稗說》(《明史資料叢刊第二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卷3,頁88-89。

  58. 王鐸,《二十帖》。

  59. 張鳳翔,《贈太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文安公墓表》(抄本)。

  60. 參見拙文,〈王鐸應酬書法的統計研究〉的相關敍述,頁112-123。

  61. 王鐸,《王鐸報寇葵衷書》(奈良:書法研究雪心會,1985),頁12。

  62. 王鐸撰,《擬山園選集》詩集(上海圖書館藏殘本),七古卷2,頁7。

  63. 《琅華館帖》,收入村上三島編,《王鐸の書法》,頁128-129。相關的訴說見王鐸,〈答須彌〉,《擬山園選集》文集,卷56,頁636;〈答雲機〉,《擬山園選集》文集,卷51,頁588。〈答伯應〉,《擬山園選集》文集,卷51,頁590。〈答六瑞〉,《擬山園選集》文集,卷53,頁607。〈劄子〉,《擬山園帖》,卷7,頁306。

  64. 王鐸,〈答靜淵〉,《擬山園選集》文集,卷53,頁604-605。

  65. 王無咎纂集,《擬山園帖》,卷2,頁80。

  66. 王無咎纂集,《擬山園帖》,卷9,頁390。

  67. 周在竣等輯,《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1,頁97。

  68. 王鐸撰,《擬山園選集》文集,卷51,頁583。

  69. 王鐸,〈書畫扇冊〉第18開,陳夔麟,《寶迂閣書畫錄》(民國石印本),卷2著錄,頁2之2b-2之4b。

  70. 日本速水一孔藏,收入《唐宋元明名畫大觀》(揚州:廣陵書社翻印,2005)。

  71. 王鐸,〈山水扇〉題跋:「聲勢相逼,紙絹盈幾,肥僕林立,四座譁然,議仕路穴隟,媒利稊榮,以數椀腥胾誘求書畫,己心全未領略,對枕上囈人細細說夢。」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收入楊新主編,《王鐸繪畫珍品》(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97),圖28。

  72.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傅山作品中有大量重複書寫的內容。參見白謙慎,〈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下)〉,頁142。

  73.  如前揭王鐸,〈贈湯若望詩冊〉,計落「形、萬、安、落」等字。

  74. 現藏日本,《條幅篇》,村上三島編,《王鐸の書法》,頁200。張文吉當即張爾忠,字肯仲,張若麒字天石,二人既是山東同鄉,又是同年進士。

  75. 現藏日本,《條幅篇》,村上三島主編,《王鐸の書法》,頁54。南中幹即南居仁,字思敦,陝西渭南人。天啟二年(1622)進士。李紹賢,字印渚,山西蒲州人。他們是王鐸翰林院的友人。

  76.  白謙慎的研究表明,傅山不僅胡亂應酬,且有傅眉、傅仁等代筆人。參見白謙慎,〈明末清初草書中的理想和現實衝突〉一節的相關論述,《傅山的世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271-280。

  77. 談遷記載:「鐸過冢宰(張慎言)曰:『吾無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棗林雜俎》,卷2,〈仁集〉,頁278。

  78. 藏所不詳。

  79. 王無咎纂集,《擬山園帖》,卷1,頁15-26。

  80. 藏所不詳。

  81. 王鐸,〈心翁張老伯壽祝百齡兼道微尚不肯再仕律詩五首〉,與〈張心翁榮壽貤封序〉合卷。上海博物館藏。又如崇禎十四年(1641)正月,為友人楊挺生臨米芾書冊,「客輒至,經三日始成。」王鐸,〈琅華館帖冊〉,香港藝術館藏,收入《虛白齋藏中國書畫—書法》(香港:香港藝術館,2003),頁179-184。

  82. 前揭王鐸,《王鐸報寇葵衷書》,頁25-26。

  83. 王鐸在一些跋文和書信中提及作書時身體的孱弱。如〈雜書詩卷〉,廣東省博物館藏,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342。〈答雲韓〉,《擬山園選集》文集,卷50,頁574。王鐸還有很多作品,直接說明為「力疾」時所作。如〈臨唐玄宗鶺鴒頌〉,天津藝術博物館藏;〈自書詩卷〉,上海朵雲軒藏;〈臨王獻之敬祖、鄱陽帖〉,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300;〈臨王羲之擇藥帖〉,日本藏;〈臨褚遂良蘭亭序〉,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等等。上述諸作,皆稱「力疾」。〈琅華館藏本—枯蘭復花賦〉則稱「力竭數歇始書」,遼寧省博物館藏。

  84. 張鏡心,〈贈太保禮部尚書王文安公神道碑銘〉稱,《雲隱堂文集》(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奉思堂張溍刻本),卷14,頁12b-17a。

  85. 李清,《三垣筆記》,卷下「弘光」,頁118。又,梁清遠《雕丘雜錄》卷8記載,某日,他和家弟梁清標在傅維鱗家中遇到王鐸,王鐸攜己詩數巨帙,令梁氏兄弟披閱,時將日落,王鐸興猶勃勃。但梁氏有急事欲去,甚以為苦。《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135冊,頁328。

  86. 宋起鳳,《稗說》,卷1,頁92。

  87. 王鐸,〈東俾公文語軸〉,香港藝術館藏,收入香港藝術館邊,《虛白齋藏中國書畫—書法》,頁188。

  88. 王鐸,〈辛卯一月文語軸〉,北京翰海拍賣1998春拍672號拍品。

  89. 濟南市文物商店藏,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第16冊,頁281-282。

  90. 今藏日本。

  91. 商衍鎏舊藏。

  92. 湖北省博物館藏,《書法叢刊》,第21輯(1990),頁75-79;亦見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293。

  93. 參見拙文,〈從對野道的理解論及王鐸與彭而述之交誼〉,《中國書畫》,2006年第7期,頁35-39。

  94. 王鐸撰,《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3,頁16a-17a。

  95. 王鐸撰,《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6,頁6b-7a。

  96. 李肇,《唐國史補》卷上,見《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頁163。

  97. 在寫給李化熙的二十封信中,王鐸多次提到宴集觀劇之事。見《二十帖》。

  98. 韓國鈞舊藏,譚少雲編,《止叟珍藏孟津墨蹟上冊》(上海:華商書局,1931),第12幀。

  99. 前揭宋起鳳,《稗說》,頁36。

  100. 錢謙益,〈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見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5冊,頁1103-1105。

  101. 薛所蘊,《桴庵詩》,卷2七古,《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7冊,頁253-254。

  102. 田蘭芳,〈王文安公墨蹟記〉,《逸德軒文集》(清康熙二十六年劉榛等刻本)中卷,頁1。

  103. 觀眾的鼓譟既對王鐸的創作有刺激作用,也表明他們是能夠看出好處的行家。

  104. 戴叔倫詩云:「馳毫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可知懷素書壁,觀者實多。懷素《自敍帖》墨蹟,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杜甫,〈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亦為公眾場合表演之明證,見曹寅等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511。與書寫速度相關的,是王鐸精緻的技巧,錢謙益對於王鐸臨摹《閣帖》「如燈取影,不失毫髮」的譬喻,可視為當時人的一種普遍反應。見錢謙益,〈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頁1103-1105。又如薛所蘊,〈觀王尚書運筆歌〉云:「有時縱筆為大書……有時搦管為細字……問公何能爾,專心四十年,幾案墨常漬,枕衾指多穿。乃知模擬工,日久成自然。」薛所蘊,《桴庵詩》,頁253-254。他們想要說明的是王鐸能做到迅速而不離規矩,與他長期不懈的臨帖活動是分不開的。

  105. 宋起鳳描述王鐸現場應酬,先作大草,「續以楮幅短扇,至裂歌裾雜進,無不人人厭所欲去。墨酣後,又能為蠅頭小楷。間作畫,畫出入董、黃間。」《稗說》,卷1〈王文安書畫〉,頁36。這樣的環境下,王鐸偶作小楷多為書扇與題跋,但很少精緻的小行書與小草書,這是由喧鬧的環境決定的。有關王鐸應酬書寫的內容、尺幅、材質與書體的討論,參見筆者前揭文〈王鐸應酬書法的統計研究〉。

  106. 胡世安,〈題王覺斯草書卷〉云:「覺斯先生語余,某應人作書寧作行楷八分諸體,獨鄭重草書,以草書結構難於諸體,而見者反題以率易。」見《秀岩集》,卷3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6冊,頁629。

  107. 鎮江市文物商店藏,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323。

  108. 比如,吳國豪先生認為,這是「淫亂荒誕之極」的場景的描寫。見前揭〈足下負書名,安能負書乎?——王鐸書法應酬研究〉。

  109. 宋起鳳,〈王文安書畫〉,前揭《稗說》,卷1,頁36。

  110. 汪懋麟,《百尺梧桐集》文集卷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1冊,文集卷4,頁746。此外,阮葵生引彭樹葵之說云:「王覺斯鐸飲量尤寬。乞書者治酒邀之,飲無算爵,或烹雞卵數十枚,盛巨盎,破餺飥蒸餅亦數十,投其中,啖之立盡。」見《茶餘客話》,卷8,《續修四庫全書》,第1138冊,頁81。

  111. 《書譜》墨蹟,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112. 今藏日本,見青山杉雨編,《明清書道圖說》(東京:二玄社,1986),頁108。

  113. 今藏日本,見青山杉雨編,《明清書道圖說》,頁106。

  114. 這兩件作品,第一行與二、三行間的間距不一,這是因為王鐸書寫時先立於綾素的右側,在寫第二、三行時,改為立於綾素的左側,站在綾素不同的位置,其審視的角度不同,筆勢走向不同,對於他控制行距自然有所影響。參見下文的論述,及拙文〈王鐸「文語」的文本與形式〉。

  115. 熊文舉,〈評王太史書〉,《雪堂先生文集》卷20,《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12冊,頁492。

  116. 遼寧省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第15冊,頁145;亦見村上三島編,《王鐸の書法》卷篇二,頁118。此作雖然最後送給了二弟王鏞,但是友人圍觀情形下的書寫。

  117. 王鐸,〈答顧生〉,《擬山園選集》文集,卷50,頁579。

  118. 關於晚明書法中的用墨,參見李秀華,〈晚明書風中的用墨表現〉,收入莫家良主編,《學道揚塵——中國藝術史論文集(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27-33。白謙慎注意到王鐸漲墨所製造出的殘破外觀,認為可能受到篆刻的刺激,參見《傅山的世界》,頁84。

  119. 彭孫貽,〈王學士草書歌〉,《茗齋集》(影四部叢刊續編本),卷13,頁19-20。

  120. 王鐸喜用飽墨,與董其昌形成強烈的反差,後者最為放肆的作品,如草書〈羅漢贊等卷〉,在點畫的重量感上與王鐸亦無法相提並論。此作書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121. 私人收藏並提供圖片。

  122. 王鐸,〈朱公竹齋傳〉記載他在萬曆末年與朱氏一同寫字,就特別提到「墨瀋淋袍袖」。《擬山園選集》文集,卷47,頁542-543。

  123. 王鐸《臨王羲之尚停帖軸》,南京大學藏。

  124. 在王鐸的信劄中,雨點、冰凍等對於墨也造成過奇特的影響。如在給劉尚信的信中,提及「凍筆漬腫,甚可噱」,見裴景福等編,《明清名人尺牘墨寶》(上海:文明書局,1922),第1集第6冊;在給戴明說的信中,也提到「落雨點,輒腫數字」,《擬山園帖》,卷7,頁314。這兩件信劄王鐸並未銷毀,而是寄給了對方,足以說明他對於偶然因素參與創作的態度。

  125. 汪懋麟,《百尺梧桐集》,文集卷4,頁746。

  126. 宋起鳳,《稗說》,卷1,頁36。宋起鳳兩次記載王鐸作書時「科首」,也就是不戴帽子,與張旭脫帽露頂的不羈風範正同。

  127. 王鐸,《洛州香山作》,日本藏,青山杉雨編,《明清書道圖說》,頁107。

  128. 〈贈湯若望詩冊〉是裝裱之後贈送的,除了漲墨之外,也有大量裝裱過程中出現的「跑墨」,也許這才是王鐸感歎墨「不嘉」的真正原因。在一些聲明用了嘉墨的作品中,漲墨現象仍然存在。如崇禎十六年(1643)十月,為貴養性楷書〈王維五言詩卷〉,(圖24)跋文稱「筆墨硯皆精良」,仍有漲墨現象。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146。總體上看,王鐸書作,無論大字、小字,漲墨現象經常發生。有書寫經驗的人知道,漲墨與墨的關係遠不及與紙張的關係密切。如果少用飽墨,不用生綾與生宣,漲墨完全可以避免。

  129. 在王鐸之前的明代書法家中,沈周喜用焦墨,徐渭喜用飛白,陳淳、董其昌喜用淡墨,但沒有人將漲墨作為營構畫面氣氛與藝術風格的重要手段,與王鐸同時的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也是如此。漲墨所帶來的視覺旨趣是王鐸藝術風格的重要標籤。

  130. 表演要求一氣呵成和一鼓作氣,它不允許過多的修飾,比如放慢速度以控制字形,或是多次換墨以保證蓄墨量與筆鋒的順暢。

  131. 參見白謙慎,〈傅山的行草與草書〉註2,前揭《傅山的世界》,頁271。

  132. 比如沈周的名作〈廬山高〉,是他為慶賀其師陳寬七十歲生日而作的祝壽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133. 上海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第4冊,頁176。

  134.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第22冊,頁31。

  135.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楊新主編,《王鐸繪畫珍品》,圖31。

  136. 〈花卉卷〉,浙江省博物館藏,楊新主編,《王鐸繪畫珍品》,圖68。〈臨帖扇〉,北京故宮博
       物院藏,收入黃思源主編,《王鐸書法全集》,圖320。〈山水扇面〉,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楊
       新主編,《王鐸繪畫珍品》,圖35。〈山水扇面〉,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宮博物院編,《故宮
       博物院藏明清書畫扇面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第3冊,圖69。〈臨鍾繇、王
       瑉、王珣、王導帖〉,王無咎纂集,《擬山園帖》,卷4。有時王鐸與家人共同觀賞古代書畫,
       討論其歷史與創作方法,也會信手揮翰,這種情形下的創作又具有勉勵與示範的功能。如王
       鐸,〈三弟意偶不愜,與談山水畫,遂以予作畫幀與弟〉,《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
       七古卷6,頁21a-21b。

  137. 白謙慎在研究傅山時也注意到,原本不是為應酬而創作的作品後來常常被用於應酬。見前揭〈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上)〉。

  138. 首都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第1冊,頁100。

  139. 王潛剛,《清人書評》,收入崔爾平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803-804。

  140. 王弘撰,《山志》,卷1,《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36冊,頁12。

  141. 曹寅,〈題王覺斯先生畫扇記〉,見《楝亭文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19冊,頁690。

  142. 朵雲軒拍賣公司2003年春拍963號拍品。

  143. 陸機《文賦》在討論文章構思時說:「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六臣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375。這一觀點對六朝、初唐書法影響甚大。如傳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云:「夫欲書者,先幹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臥、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收入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范祥雍、啟功點校本),卷1,頁8。傳歐陽詢《八法》云:「澄神靜慮」、「意在筆先」。虞世南《筆髓論》亦云:「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必在澄心運思微妙之間,神應思徹。」皆見崔爾平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頁98、113。

  144. 韓愈為文主張「不平則鳴」,談論張旭的草書,讚賞他「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這與他在文學上主張「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者皆宜」是一致的。見《答李翊書》,《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71。參見王鍾陵,《中國中古詩歌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的相關論述。

  145. 王鐸撰,《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2,頁2a。

  146. 王鐸同年進士鄭之玄稱王鐸論古代詩文,「文唯昌黎,詩惟少陵而已」,見〈王覺四集序〉,《克薪堂詩文集》(明崇禎刊本,臺北漢學研究中心據尊經閣文庫影印),文集卷3,頁4a-5b。王鐸,〈求仙歌為起漁〉亦云:「喚醒杜甫、韓愈及李白,盟為兄弟同社兮。」《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5,頁3a。

  147. 王鐸,〈喬文衣詩序〉,《擬山園選集》文集,卷29,頁345-346。

  148. 王鐸,〈跋米芾書〉,收入李鋼、趙寶琴主編《歷代名家書法精品——翰香館法書》(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書社,1999-2001),卷7。

  149. 王鐸,跋關仝〈關山行旅圖〉,《故宮藏畫大系》(臺北:故宮博物院,1993),第1冊圖9。跋范寬〈雪山蕭寺圖〉,《故宮藏畫大系》,第1冊,圖25。

  150. 王鐸,〈青岱左子畫〉,《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十五卷本),七古卷1,頁10a-10b。

  151. 王鐸主張「詩與文皆以載道」,他渴望國家社會從災難和紛亂中解脫出來,在他看來,文藝的復古還淳,可以振起世運。見〈語藪—下〉,《擬山園選集》文集,卷80,頁908。參見拙文,〈王鐸與「奇字」〉,收入華人德等主編,《明清書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192-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