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以傳古”與“書以載道”
—— “羅振玉、王國維”文化世界中的兩個價值面相

丁小明
 

毛筆書寫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獨特的藝術現象與精神現象，當下所主要關心的還是他的審美價值。如何拓寬我們對中國知識人兩千年不倦書寫的認知，如何將這一文化行為與中國人文史連接，更多關注書寫內容與形式相結合所產生的精神影響，甚至使之如何成為我們探知國人精神世界與人文養成的引導，這是我們在品鑑知識人書跡時需要思考的問題。

讓人鼓舞與欣喜的是，泰和嘉成拍賣有限公司以超前的眼光、獨特的品格在2013年秋拍推出“同心傳古——羅振玉、王國維書法專場”，很顯然，這一高出同儕的舉止讓我們思​​考在白手套與天價成交之外，拍賣對文化甚至學術研究可能有何影響與作為？也讓我們在回顧二十世紀初學術史、文化史甚至政治史上這一節既曲折幽深而又充滿糾結的前塵往事時，除了感慨我們的健忘，汗顏我們的無知，更促使我們不要忘記自尊自重自信。實在地說，相對拍賣最終成交額，筆者更關注這場拍賣所帶來的場外意義，並樂意為之搖筆鼓吹。

話說清末民初那時，西學湧進，國學式微。舊式學人大多步趨在乾嘉學術的腳跟之後販着“古時丹藥”，新派學者則在膜拜“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同時又要求“廢廟罷祀”。在這個新舊交替的關捩點上，有兩位蓋世英雄，橫空出世，他們既擺脫了“八部書外皆狗屁”的“侫古”漩渦；又叱退了西學輸入所帶來“是己非人，是今非古”的“疑古”狂瀾。這兩位為中國學術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引領中國學術研究新風氣的大師鉅子就是羅振玉、王國維。後人將他們共同開創的新學科及研究的相關學術，如甲骨學、敦煌學、古器物學、簡牘學、明清檔案學、漢魏石經學等並稱為“羅王之學”。

在此，本人無意就羅振玉、王國維的學術成就作長篇大論式的評說，只想集中提出並作答兩個問題：一、我們應如何評價“羅王之學” 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與影響？二、我們應如何看待羅振玉的書藝成就？

如何評價“羅王之學”，我想我們應當將他們放在中國學術史的長時段中，特別是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晚清中國，在學派紛紜、門戶林立的“百家爭鳴”中，將“羅王之學”與同時期的學術巨匠的學術成就作一論衡。以下就以學力、影響為坐標，選擇足當與羅、王爭一時短長的“章黃之學” 及樸學大師孫詒讓為代表作一比較。

與“羅王之學”創建了甲骨學、敦煌學、古器物學、明清檔案學等新學科相比，“章黃之學”除了在音韻學上尚有馀響，到如今，其總體的學術影響已是“暮靄沉沉”。究其由，實因其“治學拘束，門庭狹隘。門戶之見太深，意氣之爭太甚”。比如，羅、王治甲骨文聲名鵲起，章太炎則氣雄萬夫地斥甲骨文為羅振玉所偽造。事實證明，這可算是他學術生涯上的最大敗筆。黃侃在日記中這樣評價王國維：“少不好讀注疏，中年乃治經，倉皇立說，挾其辯給，以眩耀後生，非獨一事之誤而已。”作為“章黃之學”的中堅黃侃，他對傳統經籍用力極深，擬五十歲以後著書，可惜的是，他四十九歲病亡了。他的古音分部綜合清人舊說而後來居上，但守成有餘，創新無功。他去世後，楊樹達在日記裡說：“近日學界人談及季死，均謂季生時聲望雖高，百年後終歸岑寂……季剛受學太炎,應主實事求是,乃其治學力主保守……此俗所謂開倒車。世人皆以季剛不壽未及著書為惜，余謂季剛主旨既差，是享伏生之年，於學術恐無多增益也。”楊樹達此論雖近刻薄，現在看來，到也是大實話。 (“章黃之學”的評價參見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一書)此外，特別具有反諷意義的是，作為“章黃之學”後勁的王仲犖先生、朱季海先生，後來居然寫出了《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甲骨別錄》等屬於“羅王之學”學術範圍的倒戈之作。我們除了敬佩的這些“章黃”後人“吾更愛真理”的勇氣，恐怕惟有感嘆“章黃之學”日薄西山的境況了。對這些轉變門庭而預“羅王”之流的“章黃”後人而言，與其說他們被“羅王之學”所同化，到不如說“羅王之學”就是那個時代學術研究的方法、道路與真理。

孫詒讓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樸學大師，有“清三百年樸學之殿”之譽。孫氏經史諸子皆通，亦留心古文字，與章、黃相比，孫詒讓的學術態度並不保守，甲骨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契文舉例》就是他所著。從早年經歷看，孫詒讓與羅振玉的治學路徑相同。從治學精深程度看，孫的水平絕不在羅王之下。以這樣邏輯來看，孫的學術成就應不在羅、王之下，但事實並非如此。比如兩者都從研究甲骨文出發，孫詒讓的甲骨學研究主要是停留在“釋字”層面，遠沒有達到羅王以甲骨文考史的高度。究其原因，兩者的差異之處在於研究環境與學術取向。從環境上講，孫詒讓的甲骨文研究屬於“獨學無友”的研習，缺少與外界深度學術的交流。羅王的情況就大相徑庭，他們身處通都大邑，相與研討者是劉鶚、林泰輔這樣碩士俊彥，還有一線的古董商為他們提供甲骨實物，他們亦會動手動腳去找材料、尋線索。這其中比較典型的事情是，在甲骨學研究的初期，羅振玉一直在訪查甲骨出土的原始地，而一旦他最終確定了商都安陽為甲骨出土地，並釋出了甲骨文中的“王”字之後，羅王就打通了由甲骨文證殷商史的大道，並由此進入了甲骨學研究的快車道，其一日千里的進程非孫詒讓能望其項背了。同樣是“筆墨當隨時代”的“預流”，孫詒讓與羅王之間的學術取向上的殊途，也是他未能開啟甲骨學研究大門的主要原由。孫詒讓的治學興趣多在經學，而羅、王的治學興趣則集中在古史考證上。趣旨不同，自然會影響他們的研究思路，毋庸置疑，能將甲骨文與殷商史聯繫起來的只能是羅王，而不會是孫詒讓。

所以說，在天崩地解的民國初年，“羅王”、“章黃”及孫詒讓這樣的大學者都在為中國文化做着“存亡繼絕”的傳古之業，而惟有“羅王”能開舊佈新，他們所開闢的甲骨學、敦煌學等新途徑，奠定了中國現代學術的基礎，說他們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有着萬丈的光亮，絕不是過頭的話。

也許有的看官會覺得在拍賣圖錄上閒談“羅王之學”的意義過於炎炎大言，甚至有離題之嫌。就事論事地說，這場“羅王專場”的拍賣畢竟是一場學者書法的盛宴，那麼，就書法本身而言，我們應如何看待羅振玉的書藝成就呢？

在我看來，第二個問題恰恰是與第一個問題緊密聯繫的。儘管羅振玉的書藝水平在民國書家中絕對是超一流的，張本義、蕭文立、龔鵬程諸先生皆有妙論。其中龔先生甚至認為從諸體兼能與碑帖結合層面上，羅振玉對書法資源的綜合利用程度要高於吳昌碩。他才是近代書法史上真正轉關性的人物，在書法史上是難得的會通性的人物。其推崇不可謂不高。儘管羅振玉也從來沒有放棄書法技術上的錘煉，終其一生，他留給我們大量的形神逼似原作的臨作。我還是認為，相對於他如山如海的精神世界而言，以書法家及文人的本位來看羅氏書法的慣常眼光，不免有些語之皮相。既然羅振玉表達過“平生不願以薄技娛人”與“無意於書”的思想，那就說明他的書作既不為娛人，也不當以為自娛。那麼我們就要思考羅振玉一生不倦書寫的目的又是什麼？他的書作在我們傳遞着他怎樣的精神訴求？

以我個人的理解，他的書法給人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他那不苟一筆的恭敬姿態，細細品味，又會覺得字行間瀰漫着一股從容不迫的靜氣，一股外物不移的靜穆之氣。在羅振玉的書法世界裡，沒有審美表現上的加法，也不見沈曾植、康有為、吳昌碩那樣用筆觸來探索着心手逍遙的極限，有的只是他在筆墨錘煉中做減法。無論真草隸篆行，皆不尚意氣，皆以雅正平和出之，其潛在的精神指向當是儒家的“忠孝道義”之訓。他用不憂不懼的筆道創造着近現代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精神世界，所反映的是內心可大可久的儒者氣象。說到這裡，我們大致明白羅振玉的不倦書寫的意義。對他來說，書寫就是精神修煉，特別是他矢志從事“守缺抱殘”的事業面臨着花果飄零、滄海橫流的結局時，紙上的書寫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堅守與拯救。觀其書法，不知其志可乎？羅振玉之書法，書以載道也，我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