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收藏與民間收藏  (「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宮廷藝術大展」演講稿)

2015-08-24
乾隆收藏與民間收藏  (「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宮廷藝術大展」演講稿)

 

 

乾隆收藏與民間收藏

 


林霄

 

*文章為2015年8月20日獲邀至上海龍美術館「盛清的世界──康雍乾宮廷藝術大展」演講稿

     

幾天前我從大陸的某個城市入關,海關關員從X光發現我的包裡面有書,於是立即要開包檢查,我包裡有一個機場貴賓室順手拿在機上看的《亞洲周刊》雜誌,還有這本《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關員說《亞洲周刊》在中宣部的禁書名單中,於是我很順從在“自願放棄單”上簽字畫押,反正也看過了,收走了也能再次利用。而我不明白查禁入關書籍必要性時,《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這本書突然幫我有所領悟。
 


圖1,陳葆真《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

 

乾隆為什麼要搞文字獄?
為什麼要搞海禁?
乾隆為何要竭澤而漁地搞書畫收藏?

這幾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或許都有一點內在的關聯,對於一個少數民族統治者來講,要統治一個比自己人口多幾百倍的大國,這樣一個皇帝,內心應該是有一些不自信的。這種不自信反映在行為上,就是上面這幾條。至於有人認為乾隆皇帝內心如何崇拜漢文化,圖畫裡面穿漢衣,寫漢詩等等,其實都只是表面現象,真相在這本書裡面都能夠找到答案。

談乾隆收藏這個主題,有許多學者做過切實研究和統計,但好像沒有人對乾隆收藏這個行為本身進行評價。

對於乾隆收藏這個行為的評價,我提三個問題:

 

1, 皇室收藏是否等同於公共收藏?
2, 相對於民間收藏,皇室收藏是否更好地保護了藝術品?
3,皇室收藏對於藝術傳承是否起到了更好的傳播作用?

 

對於第一觀點,我認為,如果皇家收藏不能夠主動轉換成公共收藏的話,皇家收藏的積極意義也幾乎不存在了。1753年,英國的王室將一部分王室收藏與某公爵的捐獻品對公眾開放,也就是今天的大英博物館。這一年正好是乾隆十八年,正是乾隆完成“石渠寶笈初編”後過了第八年。
 


圖2,成立於1753年的大英博物館,這一年是乾隆十八年

 

乾隆一萬多件的書畫收藏,除了偶爾邀幾位文臣陪他看看,基本是供他一人把玩。臨摹、題字是他的玩法。可見他是將這些藝術品作為他的私人玩品。辛亥革命清帝遜位後,末代皇帝溥儀還以賞賜的名義將重要書畫一千多件讓溥傑帶出宮,說明清朝歷代皇帝始終認為這些收藏是他們家的東西,不屬於國家。所以,對於清宮來講,皇家收藏是不等同於公共收藏的。

第二個觀點:皇家收藏是否更好地保護了國寶?其實這是個偽命題,歷史上恰恰是數次皇家收藏的劫難,造成了傳世藝術品的集中毀滅。唐末的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法書會要》裡面記載了早期書畫兩次被焚,兩次落水的劫難。我們今天多想看見王羲之父子的真跡啊,可惜一件都沒有,下面試以王羲之父子法書為例,看他們的墨跡是如何被毀滅的。

一千多年前的梁武帝,在他的藏品中,“二王”法書有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一帙起碼是一冊,一卷也不是只有一通。他的兒子梁元帝,在都城將要被西魏攻破的時候,將所藏書畫典籍幾十萬卷燒了,自己也打算跳進火堆,這是第一次集中焚毀。第二次,隋煬帝巡幸江南帶上書畫,結果運書畫的船在運河裡翻了,又毀了一批。我們都知道,唐太宗最喜歡收藏王羲之,幾乎將民間的王羲之父子收刮殆盡,他將收刮來的書畫由黃河逆水運往長安,到三門峽船翻了,又集中毀了一批。那時候他收集到的二王楷書行書二百九十余紙,草書兩千多紙。再到武則天時代,被她寵愛的張易之偷出去一大批,張易之被誅之後,到了薛稷手裡,後來薛稷害怕被武則天發現,居然自己用火燒了。最有名的一件王羲之是《蘭亭序》,唐太宗最愛不釋手,據說還被一起埋了。

上面講的每一次集中損毀,但民間還有。到了晚唐,王羲之父子的書法已經所剩無幾了,唐憲宗聽說張彥遠家裡還有王羲之,就要他捐獻,結果他將僅有的二王各五卷獻出,估計這十卷就算逃過了黃巢起義,也逃不過北宋的靖康之亂,乾隆之前最大規模的皇家收藏是宋徽宗,《宣和書譜》還收有王羲之243帖,王獻之89帖估計其中已經很多不是原跡了,但其中真跡一定還有,可惜到今天一件也沒有傳下來。這是有記載的王羲之父子最後一次了。皇家收藏的結局,基本都是從民間聚集一批,然後銷毀一批。折騰幾次,王羲之真跡就這麼徹底消失了,倒是唐太宗、武則天叫人臨摹、雙鉤廓填的複製品,用來賞賜給大臣、送給日本遣唐使的,這些摹本一部分留存到了今天。

這裡面有一個道理很容易想明白,試想一下如果幾千件的王羲之父子書法,分散在幾百個收藏者的手裡,今天留下王羲之的機會是比較大的。越集中其實風險越高。因為一到改朝換代,對於藝術品來講,宮廷就是最危險的地方。所以乾隆年間的這一次大規模的皇家收藏活動,到今天基本上沒有被集中損毀,只能說是非常非常幸運。

如果有人說乾隆收藏今天散落世界各地,還是一件很遺憾的事,那是頭腦有問題。如今我們也可以很容易到台北故宮看看,到大都會、弗利爾美術館看看,波士頓博物館、吉美博物館看看,到大英博物館看看,還可以到龍美術館、到私人藏家那裡看看。要申請到西方的博物館看原作比國內的大博物館看原作容易得多。試想一下,如果今天這些藝術品都還藏在故宮,估計大多數還在地庫裡面不見天日,一年只有那麼幾個月有展出,而且翻來覆去就那麼幾批,如果你要申請看幾件故宮庫裡面的,被批准的幾率有多大?多不好玩?

再者,你以為放在博物館就比私人收藏更安全嗎?也未必,最近被抓到的廣州美院掉包案,圖書館善本書被館員偷賣案,還有數年前的避暑山莊博物館被盜案,都是內部保管的人幹的。到至今還沒被抓到的不知還有很多。除此之外,以為進了博物館就不會被蟲吃嗎?據說各大圖書館的古籍善本,以現有的修復速度需要,四百年的時間。他們的修復速度估計比不上蟲吃和霉爛的速度。這說明一個問題,公共博物館如果沒有人關心,沒有人心愛這些藏品的時候,而且不展出、甚至不出版,藏品就等於埋在地下沒出土,只有等著盜墓者或者蛀蟲來光臨。當然這些現象只是在管理很不善的公共機構出現,不具有代表性。只是相對於民間收藏來講,公共收藏缺少那份愛。

第三個問題:“皇室收藏對於藝術傳承是否起到了更好的傳播作用”?答案還是否定的。我們知道,明代的宮廷收藏遠遠不及乾隆收藏的水平,原因是明朝的皇帝們對書畫沒有那麼強的佔有慾。特別是到了晚明,宮廷幾乎沒有什麼書畫收藏了,大多數以折俸、賞賜、宦官盜售的方式流入了民間。使得在富庶地區,產生了大量民間收藏家。客觀上造成了民間文人藝術的繁榮和生機勃勃的景象。這種藝術創作的繁榮甚至延續到了清初。我們知道很多大藝術家同時都是收藏家,比如沈周、文徵明、陳淳、董其昌、王鐸、王時敏。當時的文人書畫家多少都有一些收藏,而且經常相互觀賞。比如董其昌到項元汴家、韓世能家看古代書畫。王時敏在董其昌家看書畫,王翚在王時敏家看古代書畫。正是這些古代書畫收藏滋養了刺激了他們的藝術創作。乾隆用其一生,以收購、進獻、抄家各種手段收光了民間幾乎所有大收藏家的藏品,最后一位大收藏家,畢沅、畢瀧兄弟的藏品也被嘉慶皇帝抄家。所以乾隆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民間幾乎沒有大收藏家了。民間好像是被一下子抽了太多血人,是要昏倒的。繪畫藝術還不像書法藝術,可以勉強依靠刻帖來傳承,要知道那時候沒有照相術,沒有畫冊可看,更沒有二玄社複製品,要學畫畫只能靠老師一代代傳授,如果老師也不知道董北苑黃公望的畫到底是怎麼畫的,憑一套不斷翻刻的《芥子園畫譜》,還有靠大量的老蔥頭,蘇州片作為教學工具,估計也只能用來培養民俗畫家了。結論是,乾隆收藏正好打破了藝術史標本在民間的自然分佈,以至於改變了藝術史的進程。所以到了乾隆以後,繪畫藝術改變了方向,繪畫轉頭向民俗化方向發展,這個趨勢一直延續到清末。當然,藝術史的發展方向遠比這一兩個變量複雜。藝術史研究,除了要研究乾隆收藏,還要研究乾隆不收藏的東西。恰恰是乾隆不收藏的東西對乾隆以後的藝術發展起到更大的作用。

明代宮廷收藏的式微與民間收藏的興盛,乾隆收藏的興旺與民間收藏的衰落,此消彼長,與藝術的興衰多少是有因果關聯的。可能的結果是:民間收藏興旺的時代,正是藝術發達的時代,相反皇家收藏興旺的時期,反倒是藝術衰落的時代。這個論點能不能成立?有待大家給出答案。

前面說了一大堆,都是罵乾隆收藏的害處,其實乾隆收藏也不是完全沒有益處,就好像一個人抽血抽多了,如果沒有死,就會自己再造血來補充,激發創造性,揚州八怪的產生就有點這個意思,市場有需求,但沒有了經典,不得不另起爐灶,發揮一些文人的創造力。但有些人物或動物形象的繪畫則是明顯的倒退到幾乎不會畫的地步,比如說中國自唐代以來就有非常高明的畫馬傳統,從韓幹、李公麟到趙孟頫、任仁發,可是到了乾隆時期,民間都看不到了,我們可以看看今天重見天日的任仁發人馬圖與乾隆時期的金冬心大宛良馬,就明白失去範本後的結果。
 


圖3,乾隆收藏的元代任仁發(圖左);人馬圖金農畫馬(圖右)

 

看中國繪畫史,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元朝人不是繼承南宋繪畫的技法,而是去繼承五代繪畫的技法,明初人不是繼承元末繪畫的技法,反倒去繼承南宋繪畫的技法,董其昌提倡的藝術,不是繼承吳門的,反倒去繼承元人的技法。也就是,拋棄當下的,尋求更早的藝術經典然後再創造。那麼當乾隆收藏極為豐盛的時候,正是藝術史尋求更早經典的革命性需求產生了嚴重“踏空”。

我們再來看另一個時間點,民國三年,1914年10月11日在紫禁城的武英殿,有了中國第一次公開展覽,從熱河行宮、沈陽故宮調來北京的部分皇家藏品展出。這是中國第一個公共博物館的誕生,從此中國進入了國家收藏的時代,意義非凡,名叫“內務府古物陳列所”。
 


圖4,  1914年“內務府古物陳列所”第一次公開展出乾隆藏品

 

使得民間第一次有機會看到那些“秘不示人”的皇家收藏。提議成立古物陳列所的是民國畫家當時的國會議員金城,主持支持這項議案並且積極實施的是當時的內務總長朱啟鈐,我們不應該忘掉這些人。有了古物陳列所的公開展出,還有,因為晚晴宦官盜竊、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的搶奪,清代王府收藏的賣出,才逐漸有了散落民間的宮廷舊藏,接著民國繪畫興起了一個小高潮,這是不是好事?有大量的證據說明,民國書畫家大量地臨摹了乾隆收藏裡面的古代部分。也就是說,乾隆收藏的藝術珍品,到了民國才開始起到一點普及藝術的作用,在此之前的兩百年間,這些藝術珍品它們都在黑暗中,只被一個人光顧過。

民國初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儘管這個期間有軍閥混戰、八年抗戰、三年內戰,民間書畫收藏居然又達到了一個小高潮,我們知道民國有不少大收藏家,有完顏景賢、張伯駒、袁寒云、張學良、龐萊臣、吳湖帆、狄平子、葉恭綽、錢鏡塘、張大千、溥儒、朱省齋、唐雲、蔣鳳白、王南屏等等。他們其中還不少是畫家,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中國畫創作居然也是少有地興旺發達。

1949年新中國成立,由於相當大部分清宮收藏被蔣介石運到了台灣,於是國家博物館空虛,國家開始大搞收藏活動,各地成立博物館,大量的民間收藏再一次變為國家收藏。但很遺憾,雖然收藏了很多,而展出、出版的很少。到了文革期間又通過抄家的方式將民間藏品聚集到了博物館。這次抄家的規模、範圍比乾隆還要廣,改革開放以後雖然有部分返還,其實還是很少一部分。於是民間收藏歸於沉寂,即使躲過了抄家,躲過了主動焚毀的藏家,就算家有寶藏也不敢示人。

於是學畫畫的和教畫畫的又失去了可學習的範本。八十年代初,我能買到的《中國繪畫史》,上面的圖片最多只有巴掌大,即使看到有畫冊的,印刷品質也很差。後來出版了一套《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算是有了一部分縮影式的出版物。所以這一代人的傳統美術教育又是一個斷層。

今天,隨著出版技術的進步,公共博物館更多地公開展出,更多地公開藏品信息,相信公共收藏將越來越對藝術普及發揮積極的作用,對今天的人來說,宋畫、元畫、明畫就好比一次考古大發現,乾隆死後的兩百年後,古代經典書畫的正在對今天以及未來的藝術發生作用。學畫畫和教畫畫的人從來沒有可能像今天這樣這麼清晰地看見歷代大師們的繪畫技法。

同時,這二十年來藝術拍賣市場的興旺,使民國以來民間收藏品基本完成了一次重新洗牌,民間有相當水準的大收藏家群體開始產生。雖然經歷了49年以後國家大力收購以及文革抄家,民間其實還有相當數量的古代書畫精品。接下來會不會是一個民間收藏再一次興盛的時代?答案是肯定的。

我們對於國家收藏是否也可以像拷問乾隆收藏一樣,提出這樣三個問題:

 

1, 國家收藏是否等同於公共收藏?
2, 相對於民間收藏,國家收藏是否更好地保護了藝術品。
3, 國家收藏對於藝術傳承是否起到了更好的傳播作用?

 

如果這三個答案都是正面的話,作為國家收藏機構應該相應作一些什麼?如何像公共圖書館一樣發揮公共收藏的功能?

而民間收藏家或者收藏機構應該思考做一些什麼?像龍美術館、台灣何創時書法基金會、楊致遠的觀遠山房這樣的機構,公開展示、分享自己的收藏,這是一種積極的開放形式。民間收藏家們的公益作為,或許也能對國家收藏機構起到一點點促進的作用。

在香港,像“利榮森藝術基金會”,以及我和我太太一起創辦的“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公益基金。以資助青年學者的方式,促進藝術史的教學與研究。這次的演講嘉賓裡面,范景中老師、白謙慎老師都是我們基金會的理事。

下面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我們這個基金會成立不到兩年,每年會向一些年輕書法史、藝術史學者提供出版資助。2014年第一批發放了三篇學術論文的出版資助金。並且向我的母校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捐獻了一件重要文物,和一件文獻。這次也借給龍美術館五件藏品公開展出。

由於論文的需要,我們基金會秘書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給博物館發郵件申請購買圖版使用權,有的博物館始終無人理你,有的博物館給你報價嚇死人,比如一拍2000元40M,說是一級文物。最近我找了熟人好不容易從某一個國家收藏機構購買了兩個明代書畫手卷的電子圖檔,花了12000元人民幣圖版費。我想研究藝術史的年輕學者們怎麼研究得起?藝術研究者們的書籍如果要出版,本來就不能盈利,如果加上這些圖版成本,價格誰能受得了?

我們基金會的官方網站,也逐漸在公開自己的藏品與大家分享。前不久有學者申請我們的電子圖片,基金會秘書問我,能不能我們也學一學博物館,收回一點圖版使用費?我很生氣地告訴他,怎麼你好的不學,不好的倒學得快?必須完全免費,才符合我們基金會的宗旨。

這裡公布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的官網,歡迎年輕學者們申請:

www. Jinmotang. org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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