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墨堂法書叢刊(第二輯)》正式發售

2018-08-13
《近墨堂法書叢刊(第二輯)》正式發售

 

書名:《近墨堂法書叢刊(第二輯)》
作者: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
出版社:上海書畫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8月
版次:1
ISBN:9787547918319
字數:148千
內頁:500
裝幀:軟精裝,布面函套(全十冊)
開本:8開
定價:1280.00元
建議售價:1024.00

 

《近墨堂法書叢刊(第二輯)》正式發售

《近墨堂法書叢刊(第一輯)》去年甫推出,便以其編選內容和印刷品質深受好評。今年,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聯手上海書畫出版社,推出《近墨堂法書叢刊(第二輯)》,繼續以專業藝術類圖書的最高要求,為古代書畫的愛好者、收藏家、研究人員,帶來明代書法的饕餮大餐。與第一輯相比,第二輯收錄的作品數量大幅增加,入選的書家作品更為稀見。

《近墨堂法書叢刊(第二輯)》彙輯了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收藏的十八件明代書法作品,其中既有久享盛名的書家,如彭年、莫是龍、米萬鍾;也有書作難得一見的名臣大儒,如王鏊、王守仁、夏言、婁堅;更有書作流傳很少以致被書史湮沒的書家,如張駿、邵珪、王問。不少書作是該書家的經典作品,甚至傳世最重要的代表作,對於重新認識和評價其書史地位有極重要的價值。

與第一輯相比,第二輯的特點是入選書家並非集中於書法中心的代表性書家,而是來自更廣的地域,代表更豐富的書家群體。第一輯收錄的十件作品,時間跨度大,作者地域集中。創作時間從十三世紀末至十六世紀末,縱貫三百年書法史;十位書法家中,吳門佔了七位(宋克、徐有貞、劉珏、祝允明、文徵明、陳淳、王寵),對於研究吳門書派從元末至明代早中期的發展,其視角頗具縱深感。第二輯收錄的十八件作品,從明成化初至崇禎初,時間跨度只有一百六十年。入選書家來自上海(松江二人,嘉定一人)、江蘇(蘇州二人,宜興、無錫各一人)、浙江(餘姚一人)、江西(貴溪一人)、北京(一人)等地。時間跨度壓縮了,同時入選作品數量大幅增加,入選書家的地域、背景更多樣化,令視角更具寬度和廣度,更能反映明代早中期的時代風格和總體面貌。

《近墨堂法書叢刊》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的長期出版計劃,作為海內外獨樹一幟的鑒賞類字帖,其特色在於集書法學習、鑒賞、品藏於一身。每件作品均以最接近真實的尺寸和墨色呈現,為學書者提供臨習之助;每件作品均配有詳細的釋文,並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精彩解讀和賞析,以盡可能嚴謹客觀的學術態度,充分發掘作品的文化、藝術價值,讓普通的鑒賞者也可盡窺書法之妙,其中很多資料的考證和發現,對於專業研究者亦頗具參考價值;另外,書中還會講述有趣的收藏故事,傳授行之有效的鑒定技巧和方法,可謂鑒藏實戰寶典。

 

【《近墨堂法書叢刊(第二輯)》內容提要】

1、張駿(1428-1509)《桂宮仙詩思補堂詩》
出版作品:草書《桂宮仙詩》軸,水墨灑金箋本;草書《思補堂詩》軸,水墨灑金箋本
創作時間:明成化初,明成化十五年(1479)
導讀:高明一《明代中期松江狂草的樞紐——張駿〈桂宮仙詩〉〈思補堂詩〉二軸賞析》

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高明一先生撰寫精彩導讀:明代中期的松江書法家張駿,與同鄉且同時期的書法家張弼並稱「二張」,但其在書史上卻惡名遠揚,主要是祝允明、王世貞認為張駿在書法上摹仿張弼,稱之「婢學夫人」,故後世普遍把張駿視為張弼的效顰者。要客觀理解祝、王對張駿的評價,除了必須考量政治的因素(張駿的出身和從政時的污點),以及地域競爭的背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傳世書跡實在太少。一直以來,北京故宮所藏《杜甫貧交行詩》與《七言絕句》,是張駿草書僅有的兩件標準器,而其書風似乎也頗能印證祝、王的觀點。

近墨堂所藏《桂宮仙詩》(目前所見張駿最早的草書作品)與《思補堂詩》,卻展示了張駿非常不同的草書風格,勾勒出其草書風格演變的軌跡,足以打破我們深受書史影響對張駿的成見。其早年的草書並無張弼的影子,在書法上並駕齊驅,這也是書史將兩人並稱為「二張」的合理解釋。因此,《桂宮仙詩》《思補堂詩》二軸的出現,對於認識張駿的書法至為關鍵,對於松江一地書法史的理解亦至為關鍵。文中詳細考訂了張駿的生卒年,深入解讀了張駿書風的演變,及與張弼草書風格的關係,重新檢視其在書史中的定位,是一篇研究張駿及明代早期松江書法的力作。

 

2、邵珪(1441-1488)《赤壁賦》
出版作品:草書《赤壁賦》卷,水墨紙本
創作時間:明弘治元年(1488)
導讀:林霄《發現邵珪——明成化書家邵珪叢考》

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主席林霄先生通過鑒定兩件被改款的邵珪草書作品(一件被改款為祝允明的《赤壁賦》,一件被改款為王陽明的《墮馬歌》),重新發現了這位集詩人、書法家、棋手於一身的江南才人。文中詳細查證了邵珪的生平(尤其是在京城意外墮馬傷足事件及詩友以墮馬為主題的唱和),他顯赫的朋友圈(年齡相仿的有李東陽、程敏政、倪岳、馬中錫等人,稍長的有吳寬、蕭顯、張弼、秦夔、周庚等人),考察了其存世六件書法(除了一件題跋,其餘都沒有鈐本人印章,給了商賈改款以可乘之機),進而對邵珪書法作出重新評價,為這位「隱姓埋名」五百多年的書家正名。

在明代中期吳門書派崛起前,有一批先驅醞釀和推動著這個高峰的到來,他們不約而同地拋棄「臺閣體」並以寫出個性為目標,悄然引起了革命性的審美變化。邵珪是這個群體的傑出代表之一,但因其英年早逝,存世作品太少(存世書法目前已知僅六件,其中兩件還慘遭改款),在書法史中幾乎銷聲匿跡,若不是因為發現兩件被改款為「大名頭」的書法作品,這位書家恐怕再不會有人提起。因此「發現邵珪」對於書史尤有意義。不但因書家本人需要再次發現,而且這一作品被改款為「大名頭」、以致真正作者被歷史遺忘的文化現象,也具有典型意義。

 

3、王鏊(1450-1524)《行草四種》
出版作品:行書《查恂墓碑文》卷,水墨紙本;行書《洞庭兩山賦及性善對》卷,水墨紙本;行書《項母帖》冊,水墨絹本;草書《白蓮詩》扇頁,水墨灑金箋本
創作時間:明正德初至正德十五年(1520)
導讀:尹翔《風骨清森峭勁嶙峋——王鏊〈行草四種〉賞析》

作為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藏書家,王鏊對吳中文人集團有重要影響,但他的書法歷來少人關注,除黃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將其視為「吳門書派先導」外,所見其他書論每多簡筆帶過。一方面,是因王鏊的書法被認為在「吳門中稍遜」;另一方面,也源於存世數量太少,資料的稀缺導致了研究的落後。全國範圍內有普查登記號的王鏊書作僅八件,且這些作品有的甚至從未進行過公開。依據目前所見王鏊存世書作,可知他的書法以行草見長,擁有濃厚的時代風格,取法晉唐,用筆清勁峭拔,極具個人特色,是典型的文人書法。

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所藏四種王鏊書作的公開,為研究王鏊書法的全貌提供了難得契機:行書《查恂墓碑文》卷,從署款的官銜可知,書於其仕途達至巔峰之時,其文為王鏊《震澤集》所未收,可補史闕。行書《洞庭兩山賦及性善對》卷,尤為王鏊存世書法中的重器,將其文學、思想代表作集於一卷,《洞庭兩山賦》是明賦中的名作,《性善對》則為影響王陽明的心學名篇;卷後明清題跋累累,有董其昌的經典評論,多為後世所引用。行書《項母帖》冊,為古稀後所書,筆畫略見枯澀,可見其晚年風骨。草書《白蓮詩》扇頁,揮灑自如,清勁秀逸。

 

4、王守仁(1472-1529)《致薛侃札》

出版作品:行草書《致薛侃札》卷,水墨紙本
創作時間:明嘉靖二年(1523)
導讀:丁小明《「致此良知」:近墨堂所藏王陽明致薛侃信札兩通叢考》

王陽明研究專家、華師大古籍研究所丁小明先生撰寫精彩解讀:作為中國歷史上堪與孔子、朱子並稱的聖賢大哲,王陽明在晚近五百年來的東亞歷史上掀起的精神狂瀾可謂波濤洶湧,研究與解讀他思想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棟、難以統計。與此同時,他的書法也被後人所珍視,雖吉光片羽而彌足珍貴。只是,隨著時光的淘洗,陽明書法真跡到如今已是珍若星鳳,一紙難求。通過他寫給薛侃的這兩通信札,不僅可以品味王陽明「清勁絕倫」的翰墨妙筆,也可以此為引導來探知一代大儒的精神世界,以及他與弟子薛侃之間「心心相持,如髡如鉗」的師弟情緣。

對於王陽明這樣的曠世大儒而言,後人寶藏他書法的原因多半是基於「書以人貴」的原則,或者說緣於他如山如海的精神影響力。事實上,作為聲名震鑠古今的聖賢,王陽明風神凜凜的書法無論是在當時還是放之後世,都堪稱一代大家。據不完全統計,王陽明存世的書作有六十餘件,其中以手札、詩稿居多。就陽明的書法而言,他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所想境與所至境是契合一致,所以他的技法所達到是「清勁」,而他最終的效果卻是「絕倫」。當然,陽明的書法絕大多數是守住法度與有所克制的,這與他的心學中「一克念即聖人矣」的理念是相通的。

 

5、夏言(1482-1548)《西苑進呈詩》
出版作品:行書《西苑進呈詩》卷,水墨灑金箋本
創作時間:明嘉靖十三年(1534)
導讀:高明一《帝寵超擢恩絕敗死——夏言行書〈西苑進呈詩〉卷賞析》

夏言是嘉靖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以首輔之尊,亦「沾沾負書名」,被時人珍若拱璧。以行楷書見長,尤擅寫大字。其書風「遒美」,是其才情、胸懷之外現。但因死罪被斬首,故「歿後未百年黯然無聞」,書跡流傳極少,目前所見有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藏《致李年兄札》和《西苑進呈詩》卷,及北京故宮藏《晚節亭詞》卷等,以上三件分別作於嘉靖九年(1530)、嘉靖十三年(1534)、嘉靖二十七年(1548),從夏言四十九歲剛發跡、五十三歲如日中天,至六十七歲棄市,皆為其重要的人生節點,可以對夏言中晚年的境遇起落和書法風格作一管窺。

在嘉靖時期的書壇,北京應以夏言為首,與吳門的文徵明、松江的陸深,成為三足鼎力之姿。《西苑進呈詩》收錄於夏言文集,為進呈明世宗而作。原詩作於嘉靖十年(1531),共有二十四首,描寫西苑的壯麗風光,更重要目的則是由景及政,來歌頌嘉靖皇帝的政績。此卷為三年後所書,錄十六首,正是夏言如日中天之時,不數年即升為首輔;無論詩作、書法,均為巔峰時期代表。同時期關於西苑的著名詩作,還有文徵明作於嘉靖四年(1525)的《西苑詩十首》。文中將兩件關於西苑的作品對照,看明代嘉靖朝大內御苑的演變,有獨特的研究視角。

 

6、王問(1497-1576)《贈雲望先生春夢婆詩》

出版作品:草書《贈雲望先生》冊,水墨紙本;草書《春夢婆詩》卷,水墨紙本
創作時間:明嘉靖末至隆慶年間
導讀:高明一《無錫隱儒的飛白逸草——王問〈贈雲望先生〉冊與〈春夢婆詩〉卷賞析》

王問是位隱居江蘇無錫的儒者,為大儒邵寶的門生。作為書法家,王問的飛白渴筆草書頗負盛名,王世貞將其與陳獻章、陳淳這二位草書大家相提並論,認為陳道復「飛而不白」,陳白沙「白而不飛」,都要讓王問一頭。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所藏《贈雲望先生》冊與《春夢婆詩》卷,是王問的兩件經典草書作品,但書風迥異。《贈雲望先生》冊,創作於六十歲之後,是文人書法的逸品表現;《春夢婆詩》卷,創作於七十歲左右,是帶有飛白渴筆的大草,為其晚年的書法代表。由於王問傳世書蹟甚少,因此這二件草書可說是理解其書法的關鍵之作。

由於道德文章為當世所重,王問的藝術創作亦受到海內士大夫的推崇。「先生行既高,海內士大夫望之如神龍不可玩狎,則爭購其詩書畫寶藏之。」王問的書法早年受到吳門文徵明等的影響,隱居之後書風漸漸形成。本文通過對《贈雲望先生》冊與《春夢婆詩》卷的介紹,對王問展開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不僅回顧其生平經歷、辭官過程和隱居後的重要活動,而且考證兩件作品的創作時間,對其內容和書風進行詳細解讀,包括與陳獻章、陳淳的書法作比較,可以填補明代書法史研究中的空白,對王問的草書成就以及評價,能有更明確的歷史定位。

 

7、彭年(1505-1566)《閑居賦歸田賦》
出版作品:小楷《閑居賦歸田賦》卷,金粟山藏經紙
創作時間: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導讀:王崇齊《人書俱老清雅從容——彭年小楷〈閑居賦歸田賦〉卷賞析》

台大年輕學者王崇齊博士帶來精彩導讀:此卷全以細謹的小楷書就,整件作品前後氣力一貫,毫無懈筆,風格顯然自歐陽詢而來,卻展現了另一種美的高度。透出文徵明作品中的清麗,像是文人在生活中講究且纖塵不染的雅趣,法度雖嚴,吾但取其適於心者,而講究之處,不解其妙者,亦無由窺其門徑。作為文徵明的弟子,彭年緊緊地追隨著文徵明的腳步,在最深刻的層次上體現文徵明的精神,在他的能力範圍內傳承、發揮文徵明書法中最為動人之處。有時雖讓作品過於保守而靈動不足,但作品整體卻總是清雅從容,實宜書齋中長日無事之賞。

《閑居賦歸田賦》是彭年最晚年的作品,雖不能說是書法史中的第一流作品,但在彭年的所有存世書跡之中,其書寫品質之佳自不待言,人書俱老實為書法史常態。金粟山藏經紙,與沈玄圃的酬贈關係,彭年在書法結字上的精到,以及筆畫高度控制上的追求,均為此卷的看點。而《閑居賦歸田賦》最特別之處,正在於當我們回顧彭年的生活與他的書學生涯,便可發現此卷不只是書法風格從稚嫩到成熟的故事,亦緊密連結了彭年的個性、周遭環境,甚至是時代風氣的變化。品味彭年《閑居賦歸田賦》,不論在藝術或是歷史上,都有著層次豐富的滋味。

 

8、莫是龍(1537-1587)《尺牘集》
出版作品:行書《致汪道貫等信札五通》卷,水墨紙本;行書《致雅老札》冊,水墨紙本;行書《致孫克弘札》,水墨紙本;行書《夜來帖》,水墨紙本
創作時間:明萬曆年間(1573-1620)
導讀:張晴晴《莫是龍五札合考》

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素來重視明清尺牘的收藏,高明一先生曾撰寫《借書·求文·索字畫——香港近墨堂藏尺牘所見明代吳門的人情往來》,選取李應禎《致沈周札》、吳寬《致王鏊札》、祝允明《致王觀信札五通》《贈沈辨之北邙行》、文徵明《致顧璘札》、文彭《致朱朗札》等六件尺牘,從中一窺明代文人的生活世界。此外,近墨堂還藏有李應禎《致劉昌札》、王鏊《致子延吉家書》、祝允明《致袁袠與錢同愛札》、文徵明《致歸昌世札》、文嘉《致項元汴札》、黃姬水《致張獻翼札》、王穉登《致屠隆信札冊》、董其昌信札冊及其他頗具價值的明代尺牘。

本書彙輯了近墨堂藏莫是龍信札四種:《致汪道貫等信札五通》卷、《致雅老札》冊、《致孫克弘札》、《夜來帖》。尺牘「敘情最真而致用甚博」,尤其是名士之間的往來,信息含金量大,對於考證其生平、交遊,了解其思想、性情,均有重要史料價值。從書法角度,由於尺牘由心而發、信手而書,往往也是書家最見性情之作。正如王思任所說:「尺牘者,代言之書也。而言為心聲,對人言,必自對我言始。凡可以對我言者,即無不可以對人言。」這些信札記錄了莫是龍與汪道貫、孫克弘等的交往,無論從內容上、書法上,都是研究莫是龍的珍貴資料。

 

9、婁堅(1554-1632)《千字文》
出版作品:草書《千字文》冊,水墨絹本
創作時間: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
專家推薦:張義勇《肉豐骨勁平淡簡遠——婁堅草書〈千字文〉冊賞析》

婁堅以文名時,與唐時升、程嘉燧、李流芳並稱「嘉定四先生」。書法亦屢稱賞於名儒碩彥,乃至崇禎時有論書者認為有明一代,「字當以婁貢士推第一,文衡山、王雅宜皆不及也」。清初劉獻廷則說婁堅的書法「為三吳第一」。翁方綱論明人書格,「每服膺婁子柔、孫雪居」;吳榮光則云「子柔有蕭(子雲)、羊(欣)餘韻,雪居不能及也」,又云「大有勝文(徵明)、董(其昌)處」,以為「帶有六朝氣韻」。婁堅的書作也成為藏家及好事者追捧的對象,據王時敏描述,其時求書者踵至,「戶外屨滿」。當時即有贗品行世。

《千字文》為學書者的範本,婁堅亦嘗多次書寫,且真、行、草體皆有。婁堅書法早年取法鍾王,「晚乃變而學東坡,一洗柔媚之習」。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所藏婁堅草書《千字文》,書寫時已近六旬,「平淡簡遠」的書風已然成熟,無論從用筆、結體還是章法,都恰如其分地表現了這一藝術韻味。對右軍藏鋒筆法、東坡用筆的純綿裹鐵以及藏巧於拙的認識亦已深固,且「頗亦自信」。冊中可以明顯看出蘇軾書法元素的融入,整體更顯厚重,而對於純綿裹鐵的體悟,使得婁堅此時的書法呈現出「肉豐而骨勁」的特點。

 

10、米萬鍾(1570-1631)《棧道十首》
出版作品:草書《棧道十首》卷,水墨紙本
創作時間:明崇禎二年(1629)
導讀:林霄《米萬鍾卒年再發現》;
           萬君超《米萬锺與〈紅杏雙燕圖〉》

近墨堂藏米萬鍾草書《棧道十首》卷,作於崇禎二年(1629),但疑年錄中和現代藝術史專書均記載,米萬鍾卒年為崇禎元年(1628)。通過對米萬鍾卒年的相關史料進行考證,再參考米氏有署年的傳世作品予以輔證,從而認定米萬鍾卒年當為崇禎四年(1631)春,而以往所說米氏卒年為崇禎元年實是訛誤。一個書畫家的生卒年,對鑒定其作品真偽至關重要。雖然生卒年並非是鑒定真偽的唯一證據,但它有時往往會起到事半功倍、排疑解惑的關鍵作用。

藝術史學者萬君超先生在此發現的基礎上,又為蘇州博物館藏米萬鍾《紅杏雙燕圖》軸進行了「翻案」。此畫為吳湖帆舊藏,作於崇禎三年(1630)。在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目錄》《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均未著錄。米萬鍾傳世畫作極少見,一件極可能是米萬鍾傳世真跡之作,就因為年款的原因,而被打入了「冷宮」,變成了「不入帳」(即不編入全國公藏古書畫統一編號)的「資料」。米萬鍾卒年的「新發現」,無疑為米萬鍾《紅杏雙燕圖》的真偽鑒定提供了一份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史料旁證。